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个拉丈夫袖口的小动作，十分爱娇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彰化市。”我说。

“晚车回台北？”

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

“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

“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

“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去讲演？”

“我不会做别的。”

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

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

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

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的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

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讲演？”我艰难的问。

“是，请求你。”

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

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

“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么话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

我欠过生命线。

那么，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