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小小的险恶的用心，却又捉不住把柄，只得随他去。在儿子躺着生病，不知想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想的是：这孩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这样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和孩子相隔得很远，他们谁也不了解谁。他默默地想着这些，直到黄昏。这样的黄昏是最最令他哀伤的了，他觉得自己四十多岁的生命都已经枯竭了，已是夕阳西下。

孩子躺在床上，心里却是快乐的，他想：他把他们这些大人全都骗了，他觉得大人们是多么蠢啊！他想他是一个孩子，这其实是很好的掩护。人们都不会注意到他，更不会怀疑他，他尽可以做一切把戏。可是，他得小心点儿，他实在是有点兴奋过头了。他想装一天病就足够他乐的了，明天他就得好好地上学去，继续玩他的做个乖孩子的把戏。想到新的一幕即将开始，他几乎心潮激荡。其实他并不喜欢呆在家里，在家里他时时觉着烦闷。似乎家里的天地太小，不足以让他的把戏充分展开。他没有兄弟姐妹，跟父母玩这把戏，他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觉得天底下再没比他的父母更没劲的人了，他一看见他们就意气消沈，所有的聪敏才智都不见了。他觉得他们总是扫兴，心里渐渐地起了恨意，有时候他就故意地也要叫他们扫兴。譬如考试，他其实是可以考一个更好的，能使父母，尤其使父亲快乐的成绩，可就为了不让他们快乐，他便决定不考得更好。他还喜欢偷偷的将他们的东西藏起来，看着他们着急，并且和他们一起找，找来找去找不着，心里就无比的喜悦。过了很多日子，他们会在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重新看见这样东西，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是他藏起了他们的东西，他们总是互相埋怨，或者埋怨自己，说自己又老又糊涂，他们黯然神伤，灰心丧气。终于有一天，他们竟发现钱少了。

钱的事情，他们相信他们是不会记错的。一分一角的支出都仔细地记录在一个自制的帐本上，每一天都要计算支出的总数和馀额。钱是放在一个钱盒里，铁盒放在五斗橱第一个抽屉里，抽屉上有锁，钥匙则放在书桌的最后一个抽屉里。在他们确信自己没有拿钱也没有忘了上账之后，他们开始盘查阿康了。阿康先是说他不知道钱的事情，他的表情是那样愕然，使两个大人觉得十分内疚，心想他们不应当去怀疑一个孩子。但束手无策的情形使他们稍稍坚持了一会儿，问道：自你回家以后有谁来过这里？阿康说没有，说过之后就沈默了，自知露出了破绽。此后再怎么问也不作声了，只是以委屈的目光不时看父亲或母亲一眼。无奈之下，便搜查了他的书包，在课本里找到一张压得很平整的完整的一元钱钞票，正是所缺的数位。这时候，他们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他们这才明白这个孩子其实是他们两个大人的唯一的希望。而从前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过，他们竟将他们的希望忽略了这么长久。如今他们终于注意到了，可是却已经破碎了。他们几乎说不出声来，半天，才问了一句：你要这钱做什么？阿康惭愧似的一笑。然后他们又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为什么拿了钱又不用掉？阿康就更无话可答了。这天夜里，他们商量了很久：要不要将此事向孩子的学校反映。他们觉得这是一桩大事，不仅不应当瞒着学校，还应当依靠学校。可是事情一旦传开，孩子的处境将会如何？他们反复权衡利弊，一会儿倾向于去，一会儿倾向于不去；或者是他倾向于去。她倾向于不去；或者是倒过来，她倾向于去，他倾向于不去。有几次终于决定了去，可是面对了老师却又说起了关于考试和复习的事情。还有几次说好了不去，却不知不觉绕到了学校，在门口徘徊。他们昼夜忧心忡忡，心里压抑得要命。后来，他们实在抵御不了这种忧虑的折磨，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面临了家破人亡的灾难，而他们从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不做什么，他们一无所能，一无作为，他们只有去学校了。

后来，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假如不去学校，事情会是怎样发展。或许是他们没有勇气去设想这些，因为他们不愿意背上自责的包袱，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想，这是唯一的做法，是事情发展的唯一道路，他们想：这都是命中注定。他们就是这个命。他们演变成了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三层阁上做一个宿命论者，出了阁楼，他们还必须继续扮演一个积极的唯物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