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和平日子里的人生义务。所以，她就把这个家全交给了大女儿。大姐管家的作派也颇似乡人，节约到了悭吝。她用碎布缝制了许多小口袋，上面写了电、水、煤气、粮、油、菜金的字样，非常严格地将每月父母的工资分配在各个口袋中。弟妹们要想从她这里得一点零用钱很不容易。可是，也像是循着乡人的规矩，她对这一家的长子，也就是南昌格外的宽容。其实呢，她多少有些看他们父亲的眼色，她看出父亲对南昌器重。像这样从小离家生长的孩子，总有一些世故的卑微。其实陈卓然也有，只是他的世界比较开阔，不必在小节上用心。尽管大姐对他优待，南昌却对大姐冷淡得很，觉着她俗气，也觉着自己的家庭成员性格古怪，与这个阶层不符。他不晓得，如他们的阶层，成分最是杂糅，因没有渊源，历史短，什么因素都可加入进来。本来就和大姐不多话，她又执意不透露，南昌就也不问，让她先走，晚上再回去。他看一眼大姐走路的背影，有些像鸭子的摇摆，心中就生出一股厌气。看起来，他不止是不满意他的父亲，还不满意他的其他家人。

吃过晚饭，他骑车往家去了。路灯下，看得见公寓楼门口的大字报，从门外到门里，再沿了楼梯边的墙壁上去。楼梯间昏暗的灯下，他的余光里满是颠倒过来、打了叉的父亲的名字，耳畔是鞋底踏在大理石梯阶上的啪啪声。他的许多战友都经历了这样的遭际，这使他对这场景竟有似曾相识之感。到了自家公寓，推门进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门厅，而是聚在父亲的书房，就像在开会，只等他一个人了。他走进去，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母亲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甚至于，面前还放了几页发言稿。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母亲抬头扫一眼，看见人都到齐，便戴上眼镜，开始读发言稿，是关于父亲的生平历史。南昌注意到，母亲直呼父亲名字，名字后面且没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亲也没有称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像大楼内外的大字报上写的，而是将父亲定位在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母亲读到父亲在江西省师范读书时期，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急需改变，另一方面也妨碍他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南昌惊异地发现母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准，他不能完全听懂，但却意识到母亲在批判父亲的同时，很微妙地进行着辩护。显然，这种辩护是困难的，既要认可大字报上对父亲的判定，又要作出一种良性的解释。听起来就很绕。终于，母亲自己也绕得不耐烦了，她干脆放下事先准备的材料，摘下眼镜，说，我作为妻子，服从组织决议，站稳立场，决不姑息，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保证，此人对党决没有离异之心。母亲表态的方式，是在逻辑上反其道而行之，更加强了可信度。子女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与母亲向是生分，他们的头脑和教育，以及年龄，远不够了解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专业，马克思列宁主义社科研究的内容。倘不是这一个变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上这一课。他们都有些被镇住了。

母亲接着说，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是将她与父亲归在一类的意思——你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母亲说，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儿女，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假如你们决定和我们划清界线——南昌又听到“我们”两个字——假如你们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兄弟姐妹们都沉默着，这个向来关系涣散的家庭，此时忽然显现出内里的紧密性。母亲交给他们的抉择，其实包含着一个二律背反。那就是说，如果选择背离家庭，他们不仅与犯下严重错误的父亲没了瓜葛，同时也与这个革命的家庭没了关系；倘若是选择不背离，他们就依然是革命的正传，但也是父亲的孩子。他们虽然还搞不清其中的逻辑，但共同地感受到一种危险，身份的危险。日光灯将人的脸都照成惨白，没有装窗帘，裸着的玻璃窗上，昏黄地糊着一片窗外的路灯。这时，方才意识到这城市夜晚的寂静，简直就像宵禁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