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儿，问长问短。学校里要买蜡笔，他连二十四色水彩颜料都买了来。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也减轻不了一丝负罪的心情，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

她竟也觉着了痛苦。她是以反抗的态度对待男人的怀疑的目光。男人问她，这么晚了，是干什么去的。她便使性地回答：找野男人去了。因为说的正是实情，碰着了要害，自己先战栗了起来。却又为这战栗生气，嘲笑自己胆小，更说一些胆大妄为的话，自己却越加地沉重。沉重于她是极其陌生的感觉，她是从不知晓生活中有沉重的一面，有负责任的一面。由于这陌生与不惯，这沉重感对她便比对任何人都更压迫。为了摆脱这压迫而又摆脱不掉，她变得非常狂躁，甚至对虽不算深爱却也喜欢的儿子，也常常发火，为了一些小事就揍得他鼻青脸肿。过后又是心疼又是懊恼，只能抱着儿子痛哭。儿子用小手抹着她的眼泪，她的心几乎要碎了。对儿子尚有妥协的时候，对男人她可绝对不。她永远是粗暴地对他，白天不给他个好脸，夜里只给他个背脊，心里却软得要命。男人只是不懂，因为他那极端的骄傲，而不愿意懂，他一夜就能抽出一地的烟蒂。可是，他毕竟是个身体与神经都极强的男人，他终于要采取行动了。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她出去两分钟以后，他骑车跟了出去。由于屈辱，他竟然流下了眼泪。假如她能看见这个骄傲的男人的眼泪，或许还有一线回心转意的希望。可是他决不会让她看见，因此也注定了她要一往无前。他远远地跟着。她穿了一件大红毛衣的背影，在夜色中是那样醒目，如一团活泼的火焰，他恨她恨得心都碎了。正当他们会合了，她把自行车交了他，让他上了车，她则跳上了后车架时，他的眼泪忽地干了，猛蹬着车子蹿了上去。车轮链条的吱吱声，在偏僻郊外是格外地刺耳。机灵的她回过头来，立即跳下车子，轻轻地说了声：“你快走。”将他推下车子，他几乎是摔了下来。这时，男人到了跟前，她傲然地侧过身子，挑衅地看着他。他见那男人没了身影，转过头给了她一巴掌，又给了她一巴掌，她动也不动，甚至连手都不挡一下。疼痛洗刷了她的屈辱，她心里几乎是快乐的。耳朵嗡嗡叫着，就像唱一支歌。在这顿巴掌里，她将自己对男人所有的债都偿还清了，于是便轻松了起来。

第二天，如同一阵狂风，文化宫传遍了这消息，她死也不供出他，可不用猜也就是他了。她将一切揽在身上，说是她勾引了他，是她相中了他，是她约他幽会，什么都是她，朝她来好了。可是，责任总是在男的一方，何况，他又比她年长。他并不作任何解释，只是嗫嚅着，处分他好了，开除他好了。于是，她仍留在打字室里，而他则调出办公室，调到剧场，做剧场的杂务，开大会时管管扩音，演出时拉拉大幕，电影开映时检票，散场时则扫地。

谁都没有告诉他女人，可是小小的地方，出了这样的大事，如何瞒得住。电影公司工会在文化宫剧场包了场电影，她带了女儿去看。远远地看见他站在剧场门前检票，心里忽然什么都明白了。她对女儿说，电影票忘带了。回家去拿吧。回到家也没找到，只好算了。女儿抱怨了一通，便坐下开始写作业。她起先还镇定着，给炉子换了蜂窝煤，坐上水，收了晒在阳台的衣服，等炉子上的水嘶嘶地响起来的时候，她忽然一阵虚弱，拖了张小板凳坐将下来，抱着膝盖。出神了。他绕远接了小女儿回到家里，女儿早已做完作业下楼去和同伴跳皮筋了，炉子上的水响得没声了，突突突地顶着盖子，女人背着炉子坐着发呆。他赶紧灌水，只灌了大半瓶就没水了。他怯怯地说：“水开了。”

她哆嗦了一下，转过脸看看他，勉强笑了一下，撑着膝盖站起来：“该淘米了。”

“我来。”他说着，开始量米，淘米，坐上炉子。又切肉切菜，忙得个脚不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