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她在生病，刚从场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样壮威武的一个人，剪了一个男式的发，我甚至怀疑她也是一个"A角"，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暗哑，气也很，脸上倒是和颜悦，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后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些，问她是不是很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别的，就看书，在她床堆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浒传》什么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说是一"副伤寒"，很严重，住院一个多月，现在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稍的，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厂的厂长，非常要，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绝了来往，她给他写信却从来收不到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发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女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厮打到西瓜摊前，她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后来，回到上海后，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说服儿寄给她一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家，三代在铁路上事，儿却辞职了买卖。房是那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家人都显一副长年劳作辛苦的模样。大床上却翻腾着一个特别白胖的男孩，与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协调的，有一贵族气息，我们说，这是你的孙还是外孙，他回答说为人带养的孩。老夫妇将我们送来时，很恼火又很委屈他说：人家那事（指卖）都是往家里拿迸东西，只有我们家的这人，是往外拿东西，把孩的童车卖了，纫机也卖了，你说世上有这买卖吗？我们哑然。

早上十钟左右，去宣城的车开动了。那女孩穿了豆沙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神病研究所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锃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嚓嚓的响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沉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神病好，还是不是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我们已经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我们采访的最后一名劳教是被人们认为最无可救药的一个，我们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劳教大队所拥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简历

最后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又说，事后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各中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不久前，组织一分表现突的劳教去场观看一个外地歌舞团演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则散文诗，写的是一盆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畅优。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于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作者。

太落下了，远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后窗外隐没，被夕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劳教。于是我们想到，当她一个人默不作声的时候，脑里却像开锅似的，想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已被她想得很透彻，自己对自己重复过多遍了吧！假如我们没有找她。她所想的这些就不为人知了，我想，我们本应当多找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的劳教谈谈，可是，时间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