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家访，却发现她家十分拮据。她还说她和许多男明星有恋爱关系。每天她都写一些日记似的文字，写好后也并不收好，到处放着，叫别人四处传看，日记里记载着她和歌星费翔兄妹般的友情。她今年二十七岁，第一次因与法国驻沪领事姘居而判处三年，第二次的事情，她至今也不承认，连叫冤枉。当我们问及她这事时，她是这样叙述过程的：那一日，她到华亭宾馆去送她的英国男朋友，男友走了之后，她又留在宾馆跳舞，晚上，有一外国客人请她去客房坐坐，她想拒绝人家是很不好意思的，就跟了去。一进房间，那人就对她行之非礼，正拉拉扯扯间，房门推开了。她虽然觉得委屈，可倒也平静地接受了现实。这过程中有一些疑点是她无法解释的：她送走男友后是因什么理由再留下跳舞，她凭什么跟随一个陌生人去他的客房，这人又为什么目的而请她去？当然我们并没有问她这些，我们经历了这些谈话，已经习惯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将自己说成是无辜的，纯洁的，她的神情都是同样的恳切，叫人同情。我们渐渐地抑制了我们愚蠢的文学性的怜悯心，而这怜悯心最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则是在离开白茅岭以后。我们说队长说你每天都要写日记啊！她先说是瞎写写的，然后又说在这样的地方，不写写东西又能做什么呢？乱哄哄的，周围没有谈得来的人，那些人或者吵架打架，或者搞什么"A角B角"的同性恋，太无聊了。这些人都是心理变态，硬说那个"A角"像男人，说你看你看，她多么像男人啊！可她横看坚看还是一个女人。伙食也很糟糕，难得吃肉也都是猪头肉，大家都奇怪，这里怎么会有这样多的猪头肉，都说白茅岭的猪是长两个头的。这次歌咏比赛，非要她写串连词，还要她朗诵，说她普通话说得好…最后，我们送她进去时，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你穿得多么朴素啊！我说，是啊，我们也不懂，听说你们这里不能穿裙子，不能穿没领子的衣服，其实我也热得很，可是你们都穿裙子！她就说：那些规定是对劳教的，裙子可以穿，可是每一季不得超过三套衣服。要是我是你，那我简直不知怎么才好了！她忽然说了这么一句，使我注意地看了她一眼。她眼神有些迷惘、又有些陶陶然地望着远方，走进了大墙里边。她在做什么白日梦呢？为了这些荒谬的白日梦，她准备付出多少代价呢？

劳教们又在工场间加班了，只有几个值班队长在，办公室都锁了门，比平时安静多了。四周都是茶林和稻田，假如要逃跑，往哪里逃呢！女劳教已保持了多年无逃跑的记录，过去，这里曾经逃跑成风。她们总是先到一户农民家，给他们钱，住宿一夜，再往上海逃，到了上海，住上几天，有一些就又回来了。太阳当空，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四下里无一人。

下午我们到四中队找昨日那位哥哥的妹妹，负责小分队的队长说她已离开小分队，到二中队去了。问为什么离开小分队，那队长说这人就是长得好，可是特别笨，什么也学不好，并且很别扭，说她几句，她就什么也不做了，很难弄，便把她打发回去了。队长又说，她的哥哥倒特别好，"五一"节时，演出须每人有一套运动服，她哥哥接信迟了，生怕赶不上演出，带了运动服直接送了来。她哥哥是为了她不结婚，帮她带孩子。我们问：她哥哥怎么对她这样好呢？而且他结婚不结婚和她有什么关系呢？队长说：谁知道！于是我们又到二中队，要求见这个劳教，她是仓库管理员，所以我们就去了仓库。她果然长得很好，身材很匀称，很秀气，鹅蛋脸很俊俏。我们想起了昨日那个六岁的男孩，觉得很像他的母亲。她以一种熟人般的态度看着我们，很不见外似的，问我们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然后就问，上海某某话剧团的某某某，你们认识吗？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某某某，你们认识吗？上海某某团体的某某某，你们认识吗？如果我们说认识，她就微笑着说，我们是朋友；如果我们说不认识，她也微笑着说，我们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