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恢复，连更早一点的交谊舞会都恢复了。虽然没有舞厅，可是大学里，工厂里，机关里，甚至自己家里，都开起了舞会。文耀常常带着端丽和孩子去朋友家跳舞，有时在自己家里开。来来的复习迎考到了最紧张关键的阶段，他从不参加。咪咪只是坐在旁边看，土里土气地傻笑。她真土，居然还扎着两根牛角辫，穿着黑布鞋。新衣服，皮鞋，她总不穿，好好地收着。多多警告她：“再不穿，式样就要过时了，想穿也穿不出去了。”她仍不穿，有点乡下人的派头，小家子气。

多多很快就学会了跳舞，但总有一些变异，肩膀、腰，随着节奏扭着，并觉得古典的交谊舞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都去学新式的扭摆舞。端丽这一辈人是不欣赏的。端丽的舞姿是最最古典、最最标准的，含蓄、优雅，有点懒懒的，却又是轻盈的。当她随着圆舞曲旋转时，会忘了自己四十多岁的年龄，她以为回到了大学生的舞会上，她和文耀这一对，总是舞会中心的漩涡。

每一个舞会，都是欲罢不能，直到深夜、凌晨才结束。人的兴奋有着惯性，当这惯性终于消失，随之即来的却是寂寥，这寂寥使人疲倦，疲倦得烦躁。端丽惧怕这种寂寥，因此总不愿舞会结束，而拖延得越久，则越感到寂寥，疲倦感也越发强烈。弄到后来，她简直怕人家邀请她参加舞会了。她既抵不住舞会的吸引力，又抵不住跳毕之后的寂寥和倦怠。真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有了舞会以后，端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准确地说应该是恢复了这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她都是这么着的。十点钟才起床，喝一杯咖啡，两片夹心饼干当早餐。也不换衣服，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最怕这时候来客人了，于是感到房间不够用，就去找婆婆商量。

“姆妈，‘四人帮’打倒有两年了，我们再去催催房管处，把楼下的房间要回来，可以做客餐厅。现在，爹爹、文耀的朋友都来往起来了，没个客餐厅不方便啊！”“这几天，你公公也在叨咕这件事，不晓得能不能要回来呢，下面人家不知足得很，条件提得越来越高。也不想想过去住的是草棚棚。”

“去催总比不催好吧！”

公公又去催了几次，房管处迫不得已，加紧与楼下两家谈判，又过了一个月，总算谈妥，楼下人家要搬了。

端丽想起阿毛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倒有点过意不去，买了一只蛋糕，表示恭贺乔迁之喜。阿毛娘不接蛋糕，眼睛望着别处，冷冷地说：

“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啊！”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站了一会儿，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上楼了。她站在三楼窗前，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劈柴，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最后，卡车“嘟”的一声，走了。

她走下楼，推进门去。房间很干净，地板拖得发白了，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画片。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装饰这房子。她想起阿毛娘说过：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她又想起，当咪咪听说他们原先住草棚子，老气横秋地说：“作孽！”这时，心中升起一丝歉意，她想，现在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但愿不再是棚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