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的头发松散地垂下来搭在肩头。他们学校不许女生穿高跟鞋，于是她就穿松糕鞋，校规永远跟不上时尚的变化。她的藏蓝色背带裙的腰间别着一个玫瑰红的小呼机。她就这样招摇地走出来，往往是走到我的店门口就会停下，从书包里拿出她的烟盒和打火机，点上之后转过身，冲着那红色花岗岩的校门深深地喷一口。她转身的时候，终于看清她的脸——有一秒钟，我无法呼吸。

终于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气，在她点烟的时候走出去。站在她身旁，努力装出一副老油条的语气“多少钱？”

她看看我，吐出一口烟“一百五。”

我傻瓜似的问：“不是五十吗？”

她眯起眼睛笑了“五十是学生价，你又不是学生。”

后来，那天傍晚，在我店里那间阴暗的小隔间——通常那是用来放Ａ片和打口磁带的地方，我告别了我的处男时代。

一开始的时候她就问我：“是第一次吧？”

在电影里我们常常看得到这样的画面：一个放荡女人妖冶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把身边的纯情少男窘得鼻尖冒汗。但方可寒不是这样。她的动作很温暖，像个大姐姐，甚至母亲。那些色情电影从来都没告诉过我，原来做爱是一件宽容的事情。

后来我问她：“你都考进北明了，为什么还干这个？”

她笑“服务业需要高素质人才，对不对？”

我又说：“你真漂亮。”

她说：“我知道。”

走的时候她留下了她的呼机号“从下次开始，一百块就行。优待你了。”

我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待在不开灯的房间里。但我从来不好意思跟别人提起这个怪癖，只说过一次，就是跟方可寒。

我告诉她我的秘密。忘了那是在什么背景之下。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她把烟从我的嘴上拿下来，深深地吸一口，然后重新把它夹到我的手指间。她专注地凝视那半支烟的表情让我觉得她根本没在听我说话。她最妩媚的时候就是她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

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童。六岁那年才跟着妈妈到北京做了角膜移植。也就是说，我从六岁才开始慢慢学习很多别人婴儿时代就明白的东西。在那之前，我的世界就是现在这样，是个关了灯的房间，一片黑暗。当然黑暗这个词是后来学的，当时我不知道那叫黑暗，我以为那是一种根本用不着命名，用不着考虑，用不着怀疑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当我克服了最初对光的眩晕后，终于看清这个世界。我恐惧地望着面前那个喜极而泣的女人，从她哽咽的声音里判断出她就是妈妈。我一开始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为什么都是“妈妈”我的妈妈和邻床小朋友的妈妈长得一点也不一样。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童年可以由两个字总结：惊讶。

其实那副眼角膜一直没能成功地移植到我的灵魂里去。所以我像怀念故乡一样怀念被人们称作是黑暗的东西。刚刚能看见的时候，这世上只有一样东西引起过我的好感。但我却也并不想知道它的名字。——我们盲人不在乎“名字”这玩意儿。那样东西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妈妈用刚刚洗过衣服的手抱起我，她的手很冰。是种让我心头一凛的温暖。那样东西还让我想起电影院里的声音——妈妈带我去过电影院，她伴着对白小声地给我讲那些画面。电影院里的声音，就是一片充满了这“黑暗”的狼涛。那些声音很有力量，却不是蛮横无理。我啰嗦了这么一大堆，后来才知道，那样让刚刚获得视觉的我喜欢的东西说穿了就是两个字：红色。如果我一直看不见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跟它相遇。

第一次看见方可寒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看见的，还不知道它叫什么的“红色”她乖戾地用手指扫着我的脸，但是她的身体，温暖得像是一个黑暗的子宫。高潮来临的时刻我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身体这个荒芜的海滩上喧响的声音，我想：红色。

[天杨]

四月，沙尘暴的季节。

周雷终于回他父母家了，他编出来一个绝妙的理由，他说他辞职是为了准备考研。于是，他天真的爸妈用好饭好菜把他软禁在家里念书。一天他打来电话“我正潜心研读《金瓶梅》呢。”

“不如你就弄假成真吧。”我说“认认真真准备准备，万一真能考上呢。反正你大学也是混下来的，再学点东西没什么不好。”

“就是，”他接口“还能名正言顺地让家里再多养我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