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们至今还在感叹。关隐达后来有了陶陶，又官运正旺，肖荃在他心里慢慢的也就淡了。他不到三十岁，任着县委副书记，眼看就要接县长，过几年又是县委书记。成天都有许多的事要干，也无暇顾及儿女情长的事。人一现实，便觉得感情上的事太浪漫，几乎是小孩子们玩的把戏，倒有些好笑了。两人音讯渐绝。不到几年，陶凡退了下来，张兆林接地委书记，关隐达开始在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兜圈子了。他岳母曾感叹说，他是成也陶凡，败也陶凡。他有一段心情很灰，便又想起了肖荃。这时他才发现，他同肖荃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而同陶陶却不可以。他便怀疑自己是不是仍然深深地爱着这个女人？他不想存有这么危险的念头，便想这也许就是妻子与朋友的区别吧。但他的确想知道她的消息。她现在怎么样了？却不知她的下落了。后来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她的一篇散文，写的是想念一位朋友。他熟悉肖荃的文笔，更熟悉她写的那桩桩往事，她的那位朋友就是他！他连读了几遍，相信这个肖荃就是他这几年常常想起的那个肖荃。“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原来肖荃也在找他。关隐达几乎要落下泪来。他一定要找到她！后来，经过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了她。

人在深夜，意念常常是夸张的。他对肖荃的想念，春草一般疯长起来。

一连两天开县级领导联席会，也就没时间找朱克俭。他想李大坤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该懂得怎么处理同事关系，不会神里神经去老朱那里显示他同县委副书记的关系的。他这么侥幸地想想，也就不急于找朱克俭了。

四家领导，加上顾问、调研员坐在一起足有五十多人，还有列席的有关县直单位负责人，满满塞了一屋子。主要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几个大项目。发言起来，谁都认为自己要说几句，不然显得没水平。可一个事儿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个理儿，所以后面发言的都只是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周书记和向县长都显得很有耐心。个别同志说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了，算了吧。但周书记还是要人家说说：“说说吧，说说吧，大家都说说。”似乎发言是一种政治待遇。关隐达对这一套早不陌生了，别的县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只是他一直不喜欢这种作风。

他发言干脆，说：“我刚来黎南，还没进入情况，谈不出具体意见。只讲三句话：第一，听从县委和周书记的安排；第二，一定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第三，请大家今后支持我的工作。”

大家意见最集中的是刘先生投资城北大桥的事。县城往北是去地区和省里的路，可隔着一条河，很不方便。河也不大，但河谷很宽。丰水季就靠摆汽车轮渡，枯水季就把轮渡往中间横着，成了便桥。那地方一年到头天天堵车，是县里领导嘴上念了多年的交通瓶颈，就是没钱修。这回主要是刘先生投资，省里和县里配套一些。修成之后，刘先生经营三十年，收回投资之后，再交给县里管理。

关隐达不了解刘先生的信誉到底如何。这是一个好项目，只要刘先生真正投钱来，也没太多麻烦。但还是有些领导想不通，说这桥修好之后由刘先生来管三十年，合适吗？

周书记发话了，说：“我也不讲什么大道理给你们听。我只知道这桥修好之后，他刘先生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搬不到香港去。就是他有本事把这桥搬到香港去了，九七年之后还是中国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