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着数，竖着批示的不着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

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就能作批示。他们的批示比古时的诏书往往实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钱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资金。难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往形象里说就是条子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