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其中的“策”实则就是“术”一种同倔与迂完全相悖的东西，便不太喜欢了。策或术教人趋利避害，教人做识时务的俊杰，甚至教人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只有策或术，没了原则和坚守，没了对某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人也就没了崇高，没了精神的彼岸。有些识时务的俊杰，在我眼里实在只是小丑。一个时代如果只有策或术的庸俗哲学当道，那必定是个非常黑暗时代。

屈原恰好不讲策也不讲术。战国乱世，邦无定土，士无常主。只要能拜相为将荣华富贵，何不天下奔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苏秦、张仪之辈最终都给自己找到了价钱合适的买家。屈原却又倔又迂，系心怀王，死守楚国，真成了他笔下那棵深固难徙的橘树。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盛赞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他“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看来，凭着屈原的人格才华，只要不那么倔与迂，愿意另投明主，何愁功成业就，干吗去寻死？殊不知屈原真能如此，便已不是屈原。也许历史上多了一个苏秦张仪那样的术士，却少了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烈士。然而司马迁毕竟一流人物，他才为屈原不识时务而痛惜，却又因读了贾谊的《服鸟赋》而把生死去就视若等闲。说到底屈原同司马迁都是倔与迂的，只不过屈原以死明志，司马迁忍辱求生而伸其志。

屈原虽是楚人，因他流放时逆沅江而涉溆水，自古溆浦人都把他视作乡党。溆浦乡人很重过年、端午、中秋、重阳四节，而端午之俗甚于外乡。不过全球华人只有溆浦人是在农历五月十五日过端午节，传说屈原五月初五日怀沙自沉，噩耗传到溆浦已时过十日。

7、康熙亦有真性情

世人多好以性情二字自许，直把这两个字用得很俗气了。我为着写《大清相国》，读了些同康熙朝有关的书，感觉这位皇帝倒还有些真性情。凡为君者，终须有龙威。而所谓龙威，外在气象似乎就是不苟言笑。别说古代皇帝，现实生活中的有些官员，紧闭金口者亦最为常见。好像故作高深、阴鸷冷漠就能生发龙虎之威。

康熙皇帝自是有龙威的，但他的威风不在于沉默寡言。他不光经常同大臣们论政事，论兵戎，论理学，论训诂，还同大臣们谈音乐，谈数学，谈水稻。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十日，这位皇帝曾同大学士陈廷敬讨论文字学，说：“《字汇》失之简略，《正字通》涉于泛滥，司马光之《类编》分部或有未明，沈约之《声韵》后人不无訾议，《洪武正韵》仍依沈约之韵。今欲详略得中，归于至当，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勒成为书，垂示永久。”康熙同大臣如此仔细地讨论编书，不光因他学问渊博，大概也因他性格爽朗。

每有官员出京赴任，康熙都会按例召见，嘱咐再三。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郑瑞陛辞，皇帝说：“江苏地方繁华，人心不古，乡绅不奉法者多。”郑瑞对奏说：“若乡绅肆无忌日，有犯科条，臣惟有执法而已！”皇帝却道：“尔只须公而忘私，也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可见这位皇帝处事颇能宽厚放达。

同大臣们扪心倾谈，在康熙那里是经常的事。比如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湖广、河南、云南三位督抚拜辞，皇帝说得简直苦口婆心，道：“凡居官以实心爱民为主，民虽愚终不能欺也。能实心爱民，民自知感。否则竭力矫饰，终难掩人耳目！”

这位皇帝人情味也很足，懂得照顾世情。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皇帝南巡到松江府时，把江苏按察使张伯行召来，特意对身边众大臣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张伯行由进士历任按察使，不可以书生待之！”于是，马上任命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原来张伯行乃书生本色，皇上怕世人小看他了。说句题外话，读书人被小瞧，大概自古有之。

康熙为政之勤勉亘古少有，但当时却有人疑心皇帝未必事事躬亲，多为近臣代劳。康熙便有些生气，曾于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对大学士们说：“内外各衙门奏章，朕皆一一全览。外人谓朕未必通览，故朕于一应本章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翻译不堪者亦削改之。当用兵之时，一日有三四百本章，朕悉亲览无遗。”看这则故事，这位皇帝似乎有些孩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