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了。有人说，能够帮你办成党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说，您会对我下手的。不过我相信您下手的时候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能遮遮掩掩，变着戏法。因为面对真正的良知，您无法光明磊落。我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遣回乡下老家二十一年，受尽磨难。家父因为年轻时的遭遇，空耗青年华，平生无所建树，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我对他无限崇敬，因为他的骨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要，他比那些垂眉低的动们贵多了。我的父母早就知有人对我的小说有看法了，他们除了担心儿的安危，更多的是支持和安我。我的母亲认不得几个字，却懂得天底下的大理。她说，儿，不当官没关系，只要别跟那些贪官污吏们学坏了。万一什么事了，回老家来，饿不死你的。有这样明大义的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伊渡：你还能记起那封公开信的内容吗？我觉这桩公案在目前看来似乎只是则逸闻，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它有更多的价值。

伊渡：可是我发现你的玩笑开得很大。听说你的《国画》版后，在原来工作的单位闹了些风波。很多关心你的朋友同我说起这事，都说你太冲动了。事情过去近五年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说，事情发生在今天，你会怎么理？

我说，作为作家，我愿意就我的作品听取任何学术意义上的意见，无论是赞同的，或是反对的。但对学术范围之外的信雌黄，我只能表示蔑视，不予理睬。可毕竟您的份不同，而且您在非个人场合发表“个人意见”我只好发言了。

公开信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终于等待到了料想中的结果，就是二○○○年被分局。如果没有机构改革这个游戏，还真不知他们会用什么方法赶走我。冥冥之中有神秘的东西不为人知，比方我提到过的儿时的那个梦，它似乎就预示我此生此世总是在被世俗抛弃。“世俗”二字用得不准确，可我不方便用更准确的字。

王跃文：今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那封信至今我还保存着，现在不在边。不过我的记忆力不错，还能记得大致内容。大概是这样写的：某某先生您好！我只能照现代文明人的习惯称呼您“先生”因为我觉得叫您“同志”心里别扭。鉴于您可以利用您的职权在非个人场合发表所谓“个人意见”我也只好把这封纯个人通信公开给适当的范围。这样才公平。

伊渡：我记得当时你那封公开信广为传，甚至传到外省和北京去了。你自己知这情形吗？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居然一纸风行，天下尽知？

我的公开信立即就到了那位发表“个人意见”的官员手里，这都得谢我里的某位同事。这位同事见人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平日对我也极友善，还尽同我说些掏心窝的话。不知的，都会把他当成宅心仁厚的君。他见着公开信，觉得讨好的机会来了，立即拿去邀功。其实当晚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是谁把信送到某官员手里去的。我听了只是笑笑。我早知那位仁兄的为人，并不往心里去。那位仁兄至今同我见面，仍是情握手，寒暄再三。我也从不把此事破，没有意思。此人在官场上混得并不怎么好，他大概不知剌模国王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典故，因此颠颠地把坏消息报到长官那里去。拍无术，也是发达不了的。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我当时态度的确有些激愤。可是那情境下，我能不激愤吗？比方，我这些文字就有些年轻气盛的味。我说，我没有义务向您启蒙文学常识。我只想说，百年之后，我们都会作古，而我的小说会不朽。这已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您。我的小说肯定有它的不足，但却不会因某个人的好恶或毁誉而改变它的价值。对我的小说有争议是正常的，没有争议的才是平庸之作。历史一再证明，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无论他如何位权重。“文革”时期朝作家们开火的那些们，早已被历史证明是稽小丑。

最后我说，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我的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以外的事，不过就是晚上不打牌赌博、不走门而已。著作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位守法公民都不容许被剥夺的。因此，于情于法，我问心无愧。可是总有人以我业余写小说为借，把我视为异类。我想错不在我，而是那些人自己太心虚了。先生，事已至此，我明白我将遭遇些什么事情的，我等待着。

王跃文：说天下尽知那也太夸张了，不过在原单位的确引发了轩然大波。我是人数每个室送几份，很快就有人奉命前去收缴。可有些同事推说没见着公开信，不肯来。有的里负责人就说，你们想留着，就复印吧，原件上去。于是很多人都把公开信复印了。后来我听说这封信的确传到外面去了。有位退休的省级看了公开信，说这个比他的小说还写得好，这就是鲁迅嘛。此话传到我耳里，我惭愧不已。我向来敬仰鲁迅先生，却自叹没有他那样的胆略。先生真可谓“铁肩担义，妙手著文章”先生当年那针砭时弊的文章，我写不也不敢写，写了也没地方发表。对于先生，我只能借古人的话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了，却知嘱咐我一句：别开玩笑。

伊渡：你这封信也够刺激的。可我觉得你说得句句在理，虽然有些火气。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襟宽大的官员不多

我还写，我早就料到，我的小说会使两类人不兴：不开明的和不正派的。我的作品鞭笞的是假恶丑，有人为此不兴，甚至撑不住风度终于愤怒起来，这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至于您说我的小说“丑化”云云，那只能说明您自己神经衰弱，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在虚构的艺术空间里，让当今官场形形貌岸然的伪君们集中到一起展示他们的灵魂。因而您对我的小说“上纲上线”我只能把这理解成别有用心。您在这方面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完全是“文革”模式，我表示遗憾，也觉得您很可怜。其实我这样分析自己的作品还太浅显了，可是说得太奥了您也不懂，还是不说了吧。圣人有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王跃文：你是否指“公开信”那件事？可那并不是个玩笑，我觉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下半年，有天机关开会，某官员在会上说到《国画》，说是发表几“个人意见”你知，中国官场是没有什么个人意见的，虽然很多人嘴上这么说，但多半只是谦辞，或是策略。过去政治挂帅的年代，很多人就因为某领导发表了几“个人意见”就万劫不复了。现在情形虽说不同了，但只要他是在上的官员，他的个人意见仍然足以令你日难过。一年之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我被分局，这就是印证。当然，没有谁会承认我被分是因为写了《国画》，还写了那封大逆不的公开信。官场上，任何堂而皇之的事情，都是可以拿来整人的。比方脱产学习，既可以是提前的镀金，又可以作为排除异己的法门。当然，我并不因为分本而耿耿于怀，我很乐意过现在这纯粹读书写作的生活。但有人拿这个机会来整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同前面说到的游戏差不多，它给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提供了人事洗牌的良机。所以民间有人说得夸张，说某省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两大成就，一是撤消了一个省财办，二是分了一个作家。我初听此话，笑得肚痛。当然民间说法难免演义彩，未必完全准确。我只知自己是真正地被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