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都这么有钱了，你还能坐得住吗？我没能力就中国人的发财望调查，只能“见微知著”作些所谓的“文化观察”记得中国八十年代以前，常见的酒店名称通常是某某宾馆或某某饭店。这些酒店名称很快就显得落伍，近二十年新建的酒店先是一律要加上一个“大”字，慢慢发现仅仅加一个“大”字还不够，还得加上“国际”二字。中国人办事，俨然都是国际视野。中国人走遍地球每个角落，一不小心就会买回自己制造的东西纪念品。这是个真实的神话，颇能鼓舞早就不太自卑的中国人。过去常见批评“求大求洋”现在很多中国人“洋”似乎不屑一求了“大”却是孜孜以求。房的“大”当然大到别墅。可别墅似乎还不够，开始要建庄园了。若依中国国情，应该禁止建造别墅，可前几年中国不少城市都号称“别墅年”和“别墅时代”政府总是睡醒了才说话，等它开始限制别墅用地，无数别墅早已是“城市包围农村”乡村在城市面前的退却，不光是土地的消失，还有土地上生灵的劫数。城里栽树，必须栽大树。无数在乡间默默长了几十年、几百年的大树，一夜之间就砍了，被七手八脚地拉了城里。慷慨的城里人在泥地里挖方斗之坑，把那些无拘无束的乡下大树圈养起来。中国人自古都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现代中国人失去了耐心和怀。他们要自己栽树自己乘凉，而且要上就坐在大树下面乘凉。中国城市的“砍树”差不多都是最近二十年城的。有些地方过规定，禁止乡下大树城。但这规定，肯定没法执行。城里人需要很多的大树，他们等不及小树长大；乡下人并不吝啬向城市售大树，他们需要把大树变成钞票。农民买掉一棵百年老树，得到三五千块钱就已十分兴；哪怕知这棵树城之后值三十万，农民也没有办法不卖掉大树。政府禁止大树城，为的是保护环境与资源，而这个理由在农民看来简直可笑。谁付钱让农民承担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城里废气超标，就拿乡下人气？也许若年之后，城里这些“砍树”将是研究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心理的活标本。

中国人只要不是懒汉，似乎都在奋斗。他们就像牵绳索的纤夫，喊着同样的号：要快！要大！要新！要多！要好！中国人能不着急吗？看看一年一度的富豪榜，富们的财富比小孩气球还要快。千万、亿万、十亿、百亿，计算富人财富的数量级年年刷新，像我这数学不好的人扳脚趾都早扳不过来了。世界级轿车宾利，普通版每辆也得八百多万人民币。我原以为这轿车的最大销售国应是国和日本，万万没想到竟然是穷了几千年的中国。山西煤老板团购悍和别墅的财富神话，经常在饭局上听人说起，慨系之，向而往之。有报说，北京价值近四千万的最昂贵别墅，也是山西人买下的。还有一位南方富豪，在某城市的近海建造了飘浮式别墅，造价之外人不得知晓。因海上建别墅有违法律，每当警察预，富人就雇把他的别墅拖往公海。海上别墅的材料极易腐蚀，必须不停地翻修，费用之大难以想象；仅仅是隔三岔五同警察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也不知要多少钱。

，重要原因就是路越来越宽。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我不知这个研究是否有理，但中国城市的通状况并没有因路的改善而好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中国某些智者鼓超前消费的时间，正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国人开始受到消费主义的危机。国人的房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而他们的收增长停滞不前。景况酷似十年后的中国。从那时开始，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悄然发生着反消费主义狼。欧有些城市，每到夜晚，街灯之下会有人从垃圾箱里捡取。这些人不是乞丐，也许是漂亮的金发女郎，帅气的蓝小伙。他们是反消费主义成员，被称作“不消费者”很多年轻人加“不消

中国人越来越阔绰，但我们的内心并非波澜不惊。我们对有钱人的称呼悄然发生着变化，先叫大款，后而富人，继而富豪，再而大鳄。“大款”一词风行之时，外务工的农民被叫作“盲”“盲”几乎是侮称“大款”二字也上不了台面。一时间，文学作品提供的“大款”形象就是：暴发、会赚钱、没文化、喜玩女人。“傍大款”至少在舆论上为人不齿，而好傍大款的通常是两人：贪污腐败的官员、慕虚荣的女人。后来有钱人被平和地叫“富人”上班的人开始平和地自称“工薪族”人们对待财富有了平常之心，靠领工资过活的人也小心维护着内心的尊严。但没过多久“富豪”的称谓很快现，同时就有人面劝导人们不要仇富。人们并不想仇富，但有的富豪开始仇穷，宣称不给穷人盖房。当是时也“大鳄”之称谓见诸媒。“大鳄”同财富相关，却并不等同于财富。比尔·盖茨把微得全球业界第一，没有人叫他“IT大鳄”；沃·特菲的财富雄居国第二，也没人给他冠以“证券大鳄”；而索罗斯是东南亚金危机的元凶，他才被世人称作“金大鳄”中国房地产界那些被称作“大鳄”的人，人们只怕真的视他们为凶猛掠的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