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须元气充沛的肉身啊！可是，佛教提倡的依然是忘却肉体。中国哲学就是在这种敌视生命，鄙视肉体状态下蹒跚起步了。可是，无论怎样的一统江山，无论怎样的千秋万代，毕竟会有另类的声音破口而出。同样是被记载在道家的著作《列子》第七篇中的杨朱，便是这等异类。此杨朱不是与孟子同时代，被孟子视为大敌的哲学家杨朱。那个杨朱是真杨朱，孟子称他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并将“距杨、墨”视为自己最大的责任，足见杨朱当时的影响力。《列子》中的杨朱则假托了战国时代的真杨朱之名。这位假杨朱说，人能活到一百岁者，千人之中无一人也。假设有一个，除掉孩抱与昏老之时，再除掉睡眠的时间和人生的痛疾衰苦，亡失忧惧，生命已所余无几了。人生苦短，生既是暂时，死后亦归于寂灭，所以要及时行乐“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生唯有快乐享受才有价值，人生的目地和意义也就在于此。欲望愈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人生才愈为可乐。这个假杨朱有点像一千五百年后出现在法国的唯物主

但孟子轻视感官的“命”却极端重视心灵的“人性”孟子说的人性，并不包括与人本能的肉体需要，而独独指人性之“善”即所谓仁义礼智四端。他认为惟此四端，人才区别于禽兽。这是人的高贵优越和独特之处。“命”与“性”虽然都是先天的，但肉体感官的需要是“小体”单纯追求“小体”的满足是小人；而仁义礼智是“大体”追求“大体”则为大人。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孟子极其强调人的个体对理性追求的重要，甚至主张“舍生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于是孟子作了选择：义重于生，性高于命。孟子眼里的灵与肉虽不是水火不容，却是轻重判然。从孟子开始，中国哲学便走上一条重灵轻肉，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道路。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欲求产生于匮缺。孟子重灵轻肉，重性轻命，难道是因为他的肉体生活没有产生匮缺的缘故？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1年，死于公元前289年，活了82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这也许同他肉体的世俗生活优裕有关？孟子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道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嘉。他和天下鸿儒齐居稷下学宫，齐宣王专门为他们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相当尊宠。孟子的膳食自是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他的肉体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感激自己的肉体。

孟子的同代学问家庄子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虽然他有时靠借米度日，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做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干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子追求的不是物欲满足的快乐，不是肉体感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肉体，泯灭肉体感觉。庄子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它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

义哲学家拉美特里。拉美特里给自己改名为“机器先生”他如此描述自己：机器先生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理智，没有道德，没有判断，没有趣味，没有礼貌，没有德行。一切都是肉体，一切都是物质。拉美特里原是一位军医，因为患上一场热病，摇身一变成了享乐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许疾病有助于哲学家了解肉体，或者说病狂往往催生哲学家。拉美特里病中发现，思维能力仅仅是肉体这个机器结构组织产生的一个结果，而肉体完全是物质的。拉美特里的原理非常简单：人是机器，宇宙中惟有变化多端的物质。拉美特里自从有了自己的哲学，便肆无忌惮，出言不逊，纵情享受肉体快乐。他别出心裁，用鹰肉代替鸡肉，加上猪肉和生姜，又塞进一些变质猪油做成馅饼，最后因为消化不良而一命呜呼。拉美特里死得真像个哲学家！《杨朱》篇里还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晏婴问管仲怎样养生。管仲说，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婴又请教，愿闻其详！管仲回答，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显然，管仲认为所谓养生，就是要满足耳目鼻口身体各种感官欲望，美声美色，美味美服，总之要恣欲纵行，否则就是“壅”“阏”就是对生命欲望的压抑和虐待，就只有痛苦烦恼。如此活着，即使活上一百年一千年乃至一万年，又有什么快乐和意义呢？不如纵情享受，及时行乐，去掉烦恼的根由，熙熙然等待死的到来。这样，哪怕上只活十年，一年，一月，一天，也算是活过了。管仲对晏婴所说的养生，就是简单赤裸的肉体享乐。生命的本质只在于感觉，享乐就是道德。生命通过肉体欲望的满足获得自由。这就是《杨朱》里面管仲的人生哲学。管仲对晏婴说了这一番养生的大道理后，问晏婴道：我已经告诉你怎样养生了，那么你死后又该怎样？晏婴一通百通，马上回答道说：死后就无所谓了。既然死了，人还能怎样呢？烧掉也行，丢到河里也行，埋掉也行，暴露在外面也行，用柴草裹着弃之沟壑也行，衮衣绣裳装进棺椁厚葬也行。管仲高兴地说：生死之道，我们都已进一步地领悟了。同样，《杨朱》篇里还讲了另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公元六世纪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子产治国三年，成绩斐然。可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却是一个酗酒，一个好色，臭名昭著。子产痛心疾首。有一天，他郑重地找他们谈话。子产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是因为他有智慧，能思考。智慧和思考使人有礼义。一个人，只有守礼讲义，名和位自然会来找他。如果只是任情而动，耽于嗜欲，他的性命就危险了。子产的哥哥弟弟怎样回答的呢？他们不以为然地说，善于治外的人，还没开始治外自己的身心就已经痛苦。善于治内的人却因为听从自己的内心，不矫情地迎合别人而身心安逸。所谓“治外”使人守礼讲义，不过是为了迎合世俗，是“从人”这种道理也许可以在一国之内推行，但未必符合人心。如果像我等，任其自然，顺从本心地活着，不但可以推行天下，连君臣之道都无用武之地，都可免了矣。子产听后木然。应该说，《杨朱》所表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魏晋名士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生活的开端。《列子》一书，其实就是魏晋人的作品。魏晋时代，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风流蕴藉率性任情的时代。

庄子认为最高境界的逍遥是“无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乐”能够获取这种“至乐”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他们已经做到了无己，无功，无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所以能凭借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的变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绝对自由地逍遥于无穷宇宙之中。

重判然。从孟子开始，中国哲学便走上一条重灵轻肉，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道路。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欲求产生于匮缺。孟子重灵轻肉，重性轻命，难道是因为他的肉体生活没有产生匮缺的缘故？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1年，死于公元前289年，活了82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这也许同他肉体的世俗生活优裕有关？孟子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道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嘉。他和天下鸿儒齐居稷下学宫，齐宣王专门为他们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相当尊宠。孟子的膳食自是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他的肉体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感激自己的肉体。孟子的同代学问家庄子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虽然他有时靠借米度日，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做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干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子追求的不是物欲满足的快乐，不是肉体感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肉体，泯灭肉体感觉。庄子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它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庄子认为最高境界的逍遥是“无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乐”能够获取这种“至乐”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他们已经做到了无己，无功，无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所以能凭借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的变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绝对自由地逍遥于无穷宇宙之中。庄子描绘的绝对自由的“至乐”的确令人神往，但要达到至乐境界非常人所能。须知人要忘却肉身，谈何容易！《庄子？大宗师》里描述了孔子最聪明的门生颜回学习“坐忘”的过程：颜回对孔子说，老师，我长进了。孔子问，怎么呢？颜回回答，我忘掉仁义了。孔子说，不错，但还不够。隔些日子，颜回又对老师说，我长进了。孔子又问，怎么呢？颜回说，我忘掉礼乐了。孔子又说，不错，但还不够。又过一些日子，颜回又说，老师，我长进了。孔子又问，怎么呢？颜回说，我坐忘了。孔子大惊不已，说，颜回，你真贤明啊。请让我做你的学生，跟随你一起学习吧！什么是坐忘呢？依颜回的说法，就是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原来，坐忘就是要废弃肢体，闭塞耳目，离析肉体，然后除去心智，这样才能同于大道。庄子在《大宗师》里敷衍的这个故事，表明的正是他对肉体的态度。庄子眼里，人的肉体只要顺其本性，不以人害天，同样可以有相对快乐。可是，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无法回避，人只要活着就得承受无穷的痛苦。而人的种种痛苦的根源，都因为人的肉体存在。只有彻底抛弃这个臭皮囊，把它忘个一干二净，方可有真正的自由。正像南郭子綦，神情木然，人如槁木，心成死灰，吾丧我而物化，如此同于大道。于是栩栩然蝴蝶，或蘧蘧然周也。这时，绝对自由的逍遥便来临了。我们承认庄子解决痛苦的方法确实高妙。他实在太聪明了，来了个釜底抽薪。产生痛苦、感受痛苦的肉身都已被废弃和忘却，还有什么必要去问痛苦因何而生，怎样解决痛苦呢？庄子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直接撤消了。其实庄子这种解决痛苦的方法，浓眉长髯的老子早就说过了。他闭目坐在树下，轻描淡写地说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怀疑的是老子或庄子，他们自己真正做到了“无身”吗？或者，中国古代的哲学或哲学家从来就是矫情的？也许，武断地说老庄们矫情倒也容易，但要说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矫情就有难度了。孟子和庄子，对待肉体都不是太友好的，只不过孟子冲和些，庄子残酷些。庄子没有想到，他死后二千年，西方德国一个叫费尔巴哈的哲学家伸出指头，轻而易举就点住了他的死穴。费尔巴哈写道：思维活动是一种机体活动。他直截了当地把意识生命首先还原给物质。他认为，表现在感觉上的就是真实。换言之，可感觉的表现就是实在本身。感觉直接产生于肉体，产生于口鼻眼手耳。一切思维活动都是通过肉体而展开的，智力的运行表现在肉体上，而且只能表现在肉体上。费尔巴哈给肉体赋予了哲学的尊严。庄子是否想过，当他真正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地坐忘之时，他能通过什么媒介感受到他所津津乐道的至乐？当感受痛苦的肉体彻底废弃之后，感受至乐的肉体不也同样不存在了吗？更何况庄子之所以能够描绘出如此玄妙迷人的绝对自由境界，恰恰因为他有一个高度智慧的感官肉体。现代医学倒是证明，人之将死，意识模糊，只能产生种种离奇的幻觉。但这种幻觉哪怕美如海市蜃楼，也绝然不是庄子心目中的至乐吧。庄子确实是一个快乐主义者，然而他的至乐只是一种人们永远无法达到的寂灭。这一点上，他不是与佛教的涅槃殊途而同归吗？顺便说句，释迦牟尼悟道的故事同佛家教义的背悖同样是不可理喻的。这位佛教始祖苦行六年，形容枯槁，奄奄一息，未能悟道。如果不是那位善良的牧羊女搭救了他，就没有千年佛教的绵绵香火。释迦牟尼喝了牧羊女舍予的鲜奶，恢复了元气，才终于在菩提树下觉悟了。悟道终究还须元气充沛的肉身啊！可是，佛教提倡的依然是忘却肉体。中国哲学就是在这种敌视生命，鄙视肉体状态下蹒跚起步了。可是，无论怎样的一统江山，无论怎样的千秋万代，毕竟会有另类的声音破口而出。同样是被记载在道家的著作《列子》第七篇中的杨朱，便是这等异类。此杨朱不是与孟子同时代，被孟子视为大敌的哲学家杨朱。那个杨朱是真杨朱，孟子称他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并将“距杨、墨”视为自己最大的责任，足见杨朱当时的影响力。《列子》中的杨朱则假托了战国时代的真杨朱之名。这位假杨朱说，人能活到一百岁者，千人之中无一人也。假设有一个，除掉孩抱与昏老之时，再除掉睡眠的时间和人生的痛疾衰苦，亡失忧惧，生命已所余无几了。人生苦短，生既是暂时，死后亦归于寂灭，所以要及时行乐“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生唯有快乐享受才有价值，人生的目地和意义也就在于此。欲望愈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人生才愈为可乐。这个假杨朱有点像一千五百年后出现在法国的唯物主

庄子描绘的绝对自由的“至乐”的确令人神往，但要达到至乐境界非常人所能。须知人要忘却肉身，谈何容易！《庄子？大宗师》里描述了孔子最聪明的门生颜回学习“坐忘”的过程：

颜回对孔子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问，怎么呢？颜回回答，我忘掉仁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