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虽然被这神经衰弱所苦恼，但为什么不人工产而让婴儿生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被这些作为原弹受害者的年轻母亲的勇敢所动。当然，还有由于原弹爆炸的伤害而不能生育导致分手的，这样的例并不少见。我想这也应该追记。我常暗自思忖：那些年轻的妻们还在吗？她们被迫暗中勇敢地与神经衰弱作着顽的斗争。

不满。

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在妊娠中一直担心自己的婴儿会不会是畸形。这担心始终困扰着她。一直到胎儿生时，她还是被这恐怖心理搅扰着，因而屡次妨碍了产痛时对胎儿生的必要反应。到将要分娩时，生理准备仍不尽完备，这恐惧心理也云消雾散了。这一过程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她长时间经受着折磨，最后终于生下一个正常的婴儿。从那以后，母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老妇人女儿的朋友——一位年轻的母亲，生下一个畸形儿。母亲是原弹受害者，而且在脸上留有疤痕，因此才“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看一自己亲生的畸形儿。然而被医生拒绝了，她便让丈夫去看看。等她丈夫去看时，那婴儿已经被理过了。听说年轻的母亲慨叹着，如果能看到那婴儿，是可以迸发更大的勇气来的！我想象着这位不幸的年轻的母亲，在她那无能为力的悲叹中，已被“勇气”这个词所击垮的情景。这是现实主义者在新的意义上的层次的属。医院对于死产的畸形儿所的不许母亲过目的置，也许是实际上的人主义吧。为了维持人主义，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觉遵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作为一个人，总会有一个挣扎着活下去的极限状态，而这样的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了赢得超越自我的勇气，希望看看死去的畸形的婴儿，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人主义，而是一新的人主义，可以说是在广岛的极度悲惨的状况下萌发的韧的人主义。有谁能够不到心情闷窒呢？对于这位年轻的母亲，甚至死去的畸形儿，这只能是恢复她的勇气的唯一的一线希望…

还有暗传着、极其隐蔽地暗传着的一则传闻。有一位姑娘，偶然发现她的病历上写着“骨髓白血病”她因而自缢。我每次听到这谈论时，就为我们的国家不笃信基督教而庆幸。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杀的路，正是这罪孽迫使的吧。我觉得这几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径。幸存下来的我们，谁也不能对她的自杀加以德的非难。我们只是有以贫乏的心态揣度至今仍未自杀的人们的自由。这虽是个人的反省，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会有什么罪孽或下地狱的不安，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缢而死的典型。至少，我是否有能够制止别人的自杀的资格这，我不能不经常怀疑。我简直要被疯狂得疲惫的霉菌吞噬掉。而且像这样的我，在广岛仍未自杀的人们面前，我发现他们固地有彻底的人类的德，于是我的勇气便恢复了。本不必考虑，在这个武的时代（在１９６４年９月第三周的报纸上我写的一条政治丑闻，赫鲁晓夫宣称拥有“灭绝人类的恐怖手段”耸人听闻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天后，又写了《可怕的新式武》，它被订正为复数形式的新式武的说法。不这两说法之间，差别是多么大，结果两者都使我无法摆脱武仍是主宰我们时代的神灵的印象。）尽如此，仍未自杀的人们的德，难不应当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普遍的德吗？

还有一位自杀者，他是广岛市郊的慈善机构的老人。他留下原弹受害者手册，在濑内海从渡上投海自杀了。不必指原病的任何症状，至少在客观上，老人是没有受到原辐伤害的。可是，由原弹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确实已经蔓延到老人的内心了。他于应称之为原病神经官能症的神状态。而且，在广岛

却说这位老妇人，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来说，就真的与权威主义无缘了。她只有用自己的睛来看，用自己的耳朵来听，接着才有她自己的思索。她顽地持这态度，所以她本不受任何权威主义、既成观念的束缚。她现在面临着这样无法解决的困难，运用独特的办法生存下来，因为她很了解这人。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广岛的德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有这类似想法的人。据老妇人讲，在原弹爆炸之后不久，喝过闷酒的人当中，没有患原病的。其原因就在于酒醉之后的人内，放能变成了气泡，从肤渗，于是解除了毒。用灸疗法灸过脓后，再经弘法大师用汤理的，也有不少见效的。这些都是亲自耳闻目睹的，其真实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日赤医院院长重藤等人治疗原病的战斗历程，明确地记录着一拓荒史。就这样，老妇人豪的雄辩持续着，平素在她们广岛母亲会的人所接的原弹受害者中间，传着她刚直的影和慨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