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得不住地发抖。我发现，在那个山顶上，没有人提起过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事，真的，好像那是十分遥远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没有一个人提及…

上午１１点，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二楼的代表接待室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一个男人对未能承认全部代表一事表示抗议。这是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之间的动员大战愈演愈烈的表现之一吧。不过，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早晨以来唯一的一起争执。那个男人固执地表示抗议。但大体来说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大家都开始觉得，世界大会一定能如期召开，而这种气氛也确实越发浓厚起来。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各地赶来的与会代表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在和平公园的出口买了一面小红旗。这时我才知道，日共已经最终打出“全面否定‘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旗号。同一时间，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每次来到和平公园附近，都能嗅到强烈的政治气味。在公园至和平大桥一段叫出租车需要相当的耐力。等出租车时，前来参加大会的人们还在不断地涌向公园。他们都能争取到代表的名额吗？听说，现在连住处都已没有了。今天，广岛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两成。

我来到广岛日赤医院，和兼任日赤院长的原子病医院的重藤文夫院长面对面坐下。院长是在原子弹爆炸的一个星期前来广岛工作的。爆炸时，他正站在候车队伍的末尾，伤势不重。但院长已经不能把自己算做病人了。医院前的广场上堆着好几千人的尸体，医院的后院每天都在烧尸。为治疗那些濒死的人们，他指挥着同样负了伤的医护人员拼命工作，而医院本身也遭到彻底的破坏。重藤院长身材高大，朴实得像农民，粗嗓门，说话痛快，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实干家。当时，他一定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抢救工作。重藤院长又凭着准确的直觉，认定这是颗非同寻常的炸弹，一心要弄清它的原委。他抽空儿便蹬上自行车跑到爆炸中心地点调查，收集好似被什么东西灼烧过的石头和瓦片。现在，这些东西陈列在医院一隅的房间里。这些资料虽不能同ABCC用电脑整理的那些相提并论，但这是重藤院长用微薄的预算和自己的双手亲自整理的。有位原子弹受害老人，把自己的骨骼（那是一付已被病魔彻底侵蚀的骨骼）全部捐赠给院长做标本。这是多么奇异而令人感动的友情！院长在遭到原子弹轰炸以前更早些时候，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过有关放射能的研究。这段经历在原子弹轰炸后院长孤立无援地进行调查时发挥了作用。院长发现地下室里密封着的X光片已经感光。他的调查开始稳步进展。他是第一个用自己的眼睛分辨出那颗不可理喻的炸弹的实质的日本人。

从那时起，院长在广岛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通过反复观察体验，不断地有新的发现。他发现了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并与之作斗争。最初，院长以为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问题在二三年内就能解决。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白血病！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将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只有在亲临现场的长期工作中才能逐一发现。通过一系列缓慢的统计，在爆炸后的第七年，院长终于把原子弹爆炸与白血病用确凿的数据联系起来。之后，院长又据统计数字推断，白血病将会减少。但是，这个结论错了。然而又有哪些错误会使人如此感动呢？其间，院长还必须为医疗制度改革、医院的建立做大量政治工作。现在，院长认为癌与原子弹爆炸关系密切，事实上，他手头上就有这些病例。但要得到厚生省的认可还极其困难。还有原子弹受害者的婚姻问题，这些，院长也得亲自过问。

我跟随院长巡视了病房。一位老人无力地仰卧在床上，用沙哑的嗓音跟院长打招呼。他干巴巴的黑皮肤上，沾着一些剥落的皮屑，像搓碎的纸片一样。他极力想露出微笑却没有成功。昨天和平游行时，这位可怜的老人也曾努力试图挥动双手吧。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酸楚。院长已经送走了许多比这位老人的病情还重，身患癌症、白血病的老人。对这些老人来说，留给自己的只有绝望。如果和平游行的人们知道，这些身患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濒临死亡的绝望中的老人，正满怀信赖与期待地向他们挥动着双手的话，有谁会不感到愧疚呢？

一位女病人呆呆地站在走廊一角，正失声啜泣着。她是喜极而悲。因为住院后，她第一次走了１0米远。“院长，我太高兴了！”女病人淌着泪，哽咽地说。听到这儿，身材高大的重藤院长那牛一般的眼中露出忧郁而慈祥的目光，这目光使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