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向人行道方向骑去。我放下自行车，急急忙忙穿过人行道、学校门口的通道和台阶，然后横穿过校园，向特殊班级的教室走去。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在作记录，她说义幺三十分钟前就离开了教室。我又返回来，平时在这条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现在是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回赶，到家一问，妻子说义幺还没回来。接着，妻子便承担起找义幺的工作。

妻子立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告诉她义幺走丢了，然后给班里的同学打电话，也不管是谁跟谁，组成三个人的寻找小组，并通知能联系上的母亲们。妻子决定自己也从学校出发去找义幺，妻子和通知到的母亲去找效率会更高，我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等他们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后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点，我回忆起自己的愤怒，来电话的人实在是太无耻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哎呀，哎呀，这种时候，还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一整天，老是打电话，到最后时还骂一句，我都是不说话，就挂上电话。因为这是想当评论家的学生干的日常电话工作。他用硬铅笔写来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阳光下就没法读，可见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按来电话的时间来分配时间。从电话铃响的那一瞬间，甚至到放下电话的那一时刻，我都不由得感到喉咙堵塞着。对方想用永无休止的攻击电话，把我搞成神经质。

可是那天，我没说话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打来时，我还是没说话就给挂断了，可我马上勃然大怒，一股懊悔之情攫住了我。来电话的人不就是带走义幺的人吗？正是他给我们夫妇写信，控告我们只忙于照顾残疾儿子而不帮助他，还说我们培养弱智儿子，不对他人尽义务，却还能心平气和地生活，这是特权，反复找我们麻烦的人不正是这个男人吗？他在我们家的周围逡巡、监视着，很明显，两、三个星期前，肯定是他曾在我家附近徘徊，把信用金库的求职考试落榜通知塞进我们家的信箱里。现在，我要是不停地问来电话的人，说不定他会说：“是我抓走了你儿子，你得如此如此，我才还给你。”这是最后一次电话，他不再打给我。把你在信中主张的讨厌的思想付诸行动，如何？

只要取出保存大量信件的纸袋，就能知道打电话的人的住址。可是，如何向警察解释呢？我站在电话机前，忍耐着下一个三十分钟。四点钟，电话铃一响，我就抓起听筒，报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喂喂，喂，喂”对方屏住呼吸没说话，过了一小会儿，一个稚幼、温和的年轻人的声音回答道：“是”就又不说话了。我寻找词汇，可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对年轻人喊道：“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放下了电话。年轻人不过是躲在家里按常规进行电话攻击。我第一次从年轻人打来的电话中得到一种解脱感，这也是最后一次…

春天还很遥远，六点钟天已经昏暗下来，妻子来电话说还没找到义幺，之后，我接到稻田君打来的电话。在跟雄辩的宇波君一起来访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毫无负罪感，他用忧郁的口气说：“因为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他解释说：

是朋友宇波一人谋划并实施的，他向夫人打听你们接送儿子的过程，并进行了研究，今天下午带走了您儿子。您没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是用笔来反对体制的文化界人士，凭自己有一个残疾儿，竟然如此给自己加上大义名分，对此宇波君很生气。所以他说：‘如果对付了您儿子，您就会被推向被动的无法辩白的境地，或者以平安还回您儿子作为条件，对您的行为作些约束。对于自己的残疾儿子，最后您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决定把您儿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跟您交涉。可是，刚才宇波君给我打电话说，无法跟您取得联系，不久就腻烦了，于是在东京车站内放了您儿子，自己坐新干线回关西了。虽说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想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母亲们决定暂时停止在学校附近寻找义幺，妻子决定回家休息一个小时，吃点饭，同时也因为担心我不能照顾好义幺幼小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回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稻田君在开始和最后说的：“我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这句话，她站在我旁边，头发上、肩上披满雪花，透发着一股矿物质的冷气，我强忍着愤怒想要把刚才听到的消息告诉她，连我也感到了自己破锣般的声音和肚里涌出的乌黑的瘴气一起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