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听日本钢琴手内田光子、高桥亚纪的演奏。她们是通过音乐展现出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我曾与高桥谈过有关武满的话题，在女性中，我认为她是武满音乐最好的理解者。对于武满所作的钢琴曲，她的演奏水平年年都在提高，这很了不起。

——那么，您于一九七七年前往与作品里相同的场所，参加了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文化研究所的研讨会。那时您已经有了在墨西哥生活的经历，从那时起，您与外国作家的交流，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或许是个有效的机会吧。

如果说起日本这个国家的同时代作家，也有像安部公房、古井由吉那样让我心怀敬意的作家。不过，安部的情况略有不同，刚才我也说过，我更看重与研究者朋友的交往，我说的是与日本文学多少有些距离的研究者朋友。至于同外国的诗人、作家们的交往，由于我不时前往国外短期旅居并与他们一起工作，逐渐亲近起来的人反倒比较多。在开始这种交往的最初阶段，一九七七年的研讨会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交往之一。创建了“垮掉的一代”之文化的诗人爱伦·金斯堡①从美国本土来到了那里。由于是两个作家或诗人共居一个房间，因此而亲近起来的，是来自西萨摩亚的作家阿尔伯特·汶特②。他出身于一个拥有欧洲血统且富有知识教养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家，蕴涵着太平洋诸岛当地人的那种民俗学要素。我与非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沃雷·索因卡③也是在那里认识的，后来成为常年交往的朋友。

——我认为，对于美国社会中的男女关系以及女权运动的高涨，您是最先直接觉察到的。有关这一切的理解也好不谐调感觉也罢，这两者在您的作品里都有所表现。您最近的作品《愁容童子》中出现了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女学者罗兹，我觉得，直至您对罗兹的描写为止，这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距离感。与此同时，我还认为，日本女性如果成为您的描写对象的话，您是不会如此的，无论取材以及观察的深度还是无情的程度（笑）。

研讨会需要连续三周甚至四周都在同一个场所生活和讨论，或是反复召开两三天会议。第一次到夏威夷的时候，有华裔女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①。此外，还有名叫三好将夫②，从日本前往美国定居的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我经常出席以其为中心的会议。他很看重作为女权运动优秀论客的那些女性，比如曾翻译雅克·德里达③、她本人身为理论家也引起诸多关注的盖娅特丽·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④。以她为核心的那些作为理论家且观点有趣，就为人而言又显得从容自信并且面带阴翳、话语中还含带些微幽默的女性，被三好介绍给了我。由于是借助英语进行交流，大家就像是大学里的同学一般交谈。有时，会因为彼此深处的问题相互重合，也会出现相互深入评论的现象。我觉得，正是从如此邂逅相识的女性学者、诗人和小说家那里，接受了各种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