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觉在奥姆真理教的事件上，他们起初就没有设想他们要超越即将陷的危机。在活动以不幸的恐怖主义和教团的崩溃告终之后还留下了很多年轻的信徒。在这一事件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任何都没有明确指这些人的新

可是事实上发生的事件与我的文学作品之间也有很明显的区别。我一面构思自己的小说继续往下写，一面探寻这样的课题——这个宗教集为突破不得不撞的南墙而发生了悲剧事件以后，这些当事者有多大可能才能据其经验度过困境抵达新的发呢？

如果一语言使象征这个词失去其本真意义，在那里也很难培养真正的宗教想像力和文学想像力。我认为难以期望产生一国民想像力，特别是能照亮生命和重建之路的国民想像力。

在日本国宪法中“象征”这个词并非像上述文章那样用得切合实际。况且战后时期日本仍在危机之中，人们也没能想起足以表现日本人世界的统一、有区别于宪法上条文的更伟大的象征。产生于人类情富饶的土壤的成长的象征，作为与这个世界密切相关的东西表现我们所有的鲜活的神意义的象征，只有在充满张的现实社会里才能产生的象征，这样的象征是不是日本国宪法里的“象征”呢？我们必须重新认真考虑。

当我听到奥姆真理教不加区别行攻击的恐怖主义报时，受到的打击和思考“联合赤军”枪战问题时别无二致。我与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们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笔下的想建立新教会的年轻人为什么最后却成为不得不直接与社会对立呢？

我从1969年起构思《洪及我的灵魂》，费数年时间继续创作，写下这样的情节：政治上于无政府状态的年轻人集钻作为商业样品制造的面向民间的避难所，被快速队包围后与之枪战。在写作期间的一天早晨，从电视的新闻速报中我看到武装起来的一个活动家团占领了别墅、并与快速队行枪战的情景。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受到奥姆真理教的恐怖主义的打击是很大的。一分日本人倾向于利用宗教团来行犯罪活动，我几乎是与此同时围绕日本年轻人参与宗教的形式等构思、动笔、并已经写完了一本小说。在这一上，创作和现实对我来说就发生了双重意义。我在经过数年笔记积累工作后，于1991年下半年开始动笔写《燃烧的绿树》。

我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一代，属于过激的政治党派冷嘲讽加以批判的人，所以也没有与他们直接接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我会在他们的武装力量引发了真正枪战时，构思年轻人集与警察行的枪战的情节，并且很地写下去呢？也许那是因为正如同一个时代迫使革命党派的青年们要面对警察行枪战一样，我自的文学想像也被这个时代迫，构思不得不行枪战的青年。

在爆发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事件的这一年，奥姆真理教在富士山脚下建设了后来成为沙林制造厂的地下活动指挥，即所谓的基地。我将这个教团自那以后的扩大和激化概括为如下大事记：1992年，预言1997-2001年之间将要发生最后的世界战争。在混的莫斯科设立支，暗示准备生和化学武。同年，麻原教主亲自和们一起赴莫斯科推教团的武装化。1993年，用沙林毒气攻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失败。1994年，在松本市施放沙林毒气，武装化的势有了一步发展。1995年，阪神大地震，在警方统一行动查找奥姆组织之前，于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死伤者超过五千人。正是这一年，我发表了一直在写的长篇小说。

与这长篇的创作情况相同，我还曾经经历过在写小说期间碰到真实发生的事件和我小说的主题及故事情节重合的事。那是1972年，所谓的“联合赤军”因内执行私刑，杀人被曝光而被警察追究，赤军在日本列岛中的地上与警察的快速队行了枪战。在1969年全共斗运动及大学斗争失败后，一分活动家们要转移到以保护环境运动为首的市民运动方针上，另一分活动家则转化为革命激派。这年组成的“赤军派”与主派的“京浜安保联合斗争团”在超越所谓大众街斗争界限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它们互相联合，于1971年创立了“联合赤军”

我是这样考虑的，与上次“联合赤军”的枪战与我的小说创作重合的情况相同，和当今时代追现实的宗教集成为反社会的恐怖组织一样，自己的文学想像力也被这相同的时代追到了那里。

《燃烧的绿树》讲的是年轻人因为对日本社会的宗教团的教理以及实践不满意，为拯救灵魂创建有混杂宗教质的新教会的故事。他们的宗教领袖在学生运动革命党派斗争中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新创建的教会与社会对立，后来又因其内矛盾导致分裂。我想要描写的是从接连发生悲剧的痛苦经验发走向新岸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