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们造成灾害——市民感情的趋向立刻发生变化。就是说，在一般美国人的意识里，在本国垄断原子弹的时期到与研制出原子弹的苏联进入冷战时代，意识到自己也可能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开始反省的时期里，美国市民的感情的确倾向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但是，这种感情立刻变成氢弹威力的胜利者的国民感情。这种可以说是战争开始之前的胜利者气氛很快又因苏联研制氢弹的成功成为过去，接着进入如同漫长的严冬一样的核遏制时代——至今仍然如此——这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是苦涩的现代史的记忆…

我亲眼见过许多原子弹受害者，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人，是我在1967年参加为开展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集会时遇到的一位长崎老人。在原子弹轰炸中，他失去了家庭和许多朋友。谈到他现在孤独一人，我感觉到真正痛苦的人是沉默的。他说实现世界国家之前，恐怕战争不会终结。但是，他不想让自己幼小孙子的将来比现在更加悲惨。因此，他要讲述自己的过去，要参加一些活动。

原子弹受害者向未来生活的人们讲述现实体验记忆的时候，是一种想像力的行为。既然原子弹受害者通过1945年夏天的记忆与未来的时间进行连接使自己的视点、论点得以成立，那么想像力就产生根本性的作用。而听众也通过1945年夏天记忆的讲述者唤起想像力对未来的功能。

原子弹受害者的记忆和想像力就是这样被激活，与他们生活现实的每个时刻相互结合。而且通过他们的发言——不仅是单纯的过去的证言——一直传递给日本人的社会，同时也对外国市民讲述。另外也要想到，还有一些并非原子弹受害者——例如我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试图以原子弹受害者的记忆与想像力为媒介进行一些表现。

原子弹受害者本身的感情与广大日本人通过他们的体验所获得的共同感情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国民感情”这个词产生实质性的内容。但是，这是否成为例如在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其方向直接反映在向国外报告团的活动上——尤其是废除核武器的强烈意志、对亚洲自由的同感、日本人一般市民的感情，则另当别论…

上面谈到广岛、长崎的报告团。在世界范围内，广岛、长崎的体验是否真正在市民中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呢？恐怕很难说。但是，应该可以说，对冷战时代、尤其是“核冬天”的认识和想像力的发挥在市民社会掀起一个很大的高潮，说明确信地球上现存的核武器的总数是核现状的负遗产的认识已经为世界人民所分担。

然而同时，对于把改变核武器现状的意志视为正遗产的科学认识而加以紧紧把握的人们，如上述那位电子媒体专家那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核武器的现状具有神话般的规模，非常冷静地认识到废除核武器与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绝非在同一层次上思考(虽然需要日常性的具体化…)的问题。这种巨大的无奈感，也可以说是我对核武器现状的想像力发挥所造成的。

(三)

但是，相对于这种想像力，还存在别的想像力的功能。这个想像力应该是在对具有启示录般形象的核武器现状加以认识以后，如那位电子媒体专家所主张的那样，与日常性的感觉结合在一起，成为进行人的行动的基础。

我以前曾多次引用葛斯顿·巴舒拉尔的关于想像力的理论，认为想像力的发挥并非原封不动地接受所给予的形象。只有进行改变所给予的形象的运动，才能真正发挥想像力。如何积极地对待现有的形象，这种人的行为才能发挥想像力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