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他四岁过新年时，他对电视机里传来的鸟声却表示出了兴趣。于是，我用收录了野鸟叫声的录音给他特制了一个每小时重复一次的循环式录音带。先是出现某种鸟的叫声，接着由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女解说员说出鸟名，一共收录了三十种鸟的叫声。在那以后的两年里，光几乎每天都从早到晚地听着它。当那声音在家中回荡的时候，光就非常安静，这也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于是，两年后的那个夏天，当我们在山上的一间小屋里听到从附近的湖边传来的鸟声时，光安静地说道：“是秧鸟。”完全是录音中女解说员的声调。从那时起，我和妻子便开始了一边放鸟的录音，一边试着让光说出鸟名的游戏。然后，我们告诉他对了还是错了。很快我们就有了明确的结果，光不仅能够区分三十种鸟声，而且还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名字。

就这样，在我们父母和光之间通过语言的交流开始了。而且，这个有限的通道被继续扩大着。现在，在国外讲述这些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连我自己都不无担心地觉得它像一个缺乏真实性的故事。但我还是要说，以此为开端，三年后，光已经可以全神贯注地听莫扎特、巴赫的音乐了，而且，一旦听过，他便可以在钢琴上用尽管缓慢的速度将它再现出来，还可以把它写到乐谱上。光现在的智力活动也几乎都是由听音乐组成的。但他也能写一些短的曲子，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三种CD，有不少的听众。

听过由他作曲的一个个小作品被演奏家们变成音乐之后，我才发现光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内心生活，也可以称之为精神活动，并且还体会到了他的多样性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光从被动地听音乐到主动地开展智力活动的转变，很显然是发生在他学习了西欧创造的乐谱表记法之后。他的音乐明显受到了西欧作曲家们的影响。尽管如此，那里还毋庸置疑地回响着他个人独自的“声音”在那里，我看到了西欧创造的音乐结构在技法上的普遍性。而且，我还不得不承认，这种普遍的结构将一个有智力障碍的日本人“个人”的内心生活作为一种决不能被一般化的固有的东西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虽然在作曲水平上光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在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武满彻的音乐中，在他那独特的、最具智慧的综合世界里，我再次遇见了我从光的音乐中领悟到的东西。众所周知，武满优美的音乐是在与古典音乐教育环境无缘的、战后初期在瓦砾中重建的日本人的艰难生活中创作出来的。

在一个时期里，武满将箫和琵琶这些虽不是诞生在日本但早已经形成了日本独自的演奏法的乐器引入自己的作品，创造出了崭新的世界。但是我不能不承认，武满的音乐是在最高程度上由西欧音乐结构组成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依然能从武满那里听到日本人独自的声音的话，那么它就是在普遍的音乐宇宙中回响着的日本人固有的、更准确地说是武满固有的声音。

三年前，在一个大雪覆盖东京的初春的日子里，武满通过FM收听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第三天早上，他离开了人世。对于如何接受他死去的现实，他的夫人是这样写的：

“去世半年之后的九月，在东京歌剧城的首场音乐会上，正如武满希望的那样，在小泽征尔的指挥下，由斋藤纪念乐团演奏了《马太受难曲》。

在死前两天听到《马太》后，他便不再拼命地跟病魔搏斗了，也许是在意识的深处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安详地将生命托付给宇宙之手的心境之中吧。我想，《马太》给他带来的绝不是放弃和绝望，而是我无法企及的深沉的安息，是引导他安然上路的路标。

听着在新音乐厅里演奏的《马太受难曲》，我感到自己头一次平静地接受了他死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