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黄的道场里那些年轻人用刚剥下的生牛皮粗暴地包裹起来，就那么浑身黏糊糊的，身心都’近于崩溃‘地从山上下来了。在那之后，或许是因为那个打击，两人在数年间处于绝交状态。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事件发生还不到两周时媾和条约生效那天(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夜晚，两人悄悄聚合起来收听收音机的广播，确认占领时期在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的情况下顺利结束后，吾良为古义人拍了照片，以作分手的纪念。

“不过，说起这一点来，对于那位学者气质的批评家，我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连我都知道，那幅照片，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在吾良母亲再婚丈夫的家里拍摄的。说了那么多，之所以说奇妙和奇怪之后，加藤先生促请读者注意甚至被印刷到了书上的那幅照片。当然，我也怀有相同的疑问。”

古义人没有辩解，但并不是因为自己对这一点没有辩解之辞。媾和条约生效那天深夜，吾良近似偏执般固执地指导古义人掌握演技。他极为仔细地布置摄影背景，在古义人脸部下方搁置了镜子，还把古义人听有关兰波的讲解时所作笔记的纸张也铺放在那里。对于这些纸张的重叠以及散乱的形态，吾良也是一改再改。在这一过程中，古义人甚至感到脖颈和肩头传来阵阵疼痛。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反复准备，终于拍出了一张照片。

临近拂晓时分，照片刚刚拍摄完毕，古义人便提议为吾良也拍一张照片。至于吾良对此有所拘泥一事，《被偷换的孩子》中也已经做了叙述。

“咱今后将会以电影工作为生，而你呀，较之于照相机，大概会用钢笔进行工作。因此，你就用文章记下这事吧。”

不过，古义人并没有把吾良为拒绝自己的提议而引为理由的那些话语写出来。吾良像是自虐似的，反复叙述着从修练道场回来那天夜晚所陷入的受到严重伤害的状态。

“想拍摄你也陷入咱所经历的那种严重状态。你以些微小事为借口脱离了战线，因此，你能感受到那天所干之事的责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

两年后，古义人在参加东京大学入学考试后的返乡途中造访了芦屋，受到吾良的热忱欢迎。吾良取出仍被封在照相馆信封中的那一天的照片与古义人一起观看，却渐渐不高兴起来。出乎古义人的意料，看这模样，吾良本人还没看过这幅照片。他似乎认为，惟有与古义人一同观看这照片才有意义。

“古义人，不是说了要拍下这种照片的吗？你肯定理解了我所说的话语。可是，你的表情…而且是整个身体的表情，却背叛了咱的嘱咐。

“咱呀，当时不是说了吗？想要拍下真实处于遭受严重伤害状态下的你。假设你不是抛下咱逃走，而是就那么不分开的话，你将处于什么状态呢…当时咱说了，想要拍下这种状态。

“…想要重新来上一遍。假如咱俩调换处境，咱就会进而做出与你相同的遭受严重伤害的状态给你看。”

就这样，第二张照片被拍摄出来了。这次拍摄同样持续到将近拂晓时分，因为必须使用吾良取来的笔记本和写生集的纸张，来复原古义人在松山学习法语时所作的笔记。吾良用三角架支住相机，指出古义人应当躺卧的位置后，直到为反光而布置的背景纸完全遮住镜头中的所有空间之前，一直指使古义人持续他的工作…

朗读了有关《被偷换的孩子》所收照片“奇怪”的批评后，真木彦又开始读起下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