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集体行动时，我单独到森身边去，不是不正经么？”

“讨厌，你这个崽子！又胡扯啦？！”

既然遭她如此痛斥，女学生也就毅然站起来，迳直来到森的身旁坐下了。当她走过在车子的摇晃中稳坐的我的身边时，她那被紧身裤裹着的丰满的大腿和熏人的体臭使我突然打了个冷战…那当然不是性感的臭味儿，而是和我被俘期间一直闻到的臭味儿一样的臭味儿。

“那么，你是怎样得知‘义士’被杀的呀？难道那个党派里的人一边逮捕我们，一边会见纪念屠杀的记者么？”

“我们没干那样的事！”“山女鱼军团”的“干员型”的那位扯大嗓门儿在背后答道。他和我以及“志愿调解人”不同，他的筋骨、肌肉都没有受苦，多大的声音也能发出来。

“那是事故，是非常不幸的事故，不能把它当做战果啊。而且，这场事故是发生在党派的学生组织的级别上，是一定要被追究责任的。因为那是由于战术上的失败所引起的，所以，当它尚未被追究时，是不可能接见记者的。”

“你们那边也肯承认由于自己在运动的战术上失败而引起事故么？当然，就算那些事遭到追究，死者也不能复生了。”

“啊？”“山女鱼军团”的两个人既正经而又不得已似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干员型”的那个人说出了他们的共同意见。

“我倒觉得我们总是主动承认战术上的失败，而且一直在作自我批评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战斗集团刚刚成立时，因失误而造成的事故层出不穷，好几个成员都倒了下去，所以，对战术上的失败所造成的事故的追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少的了…

“你所说的‘我们的集团’，是指山女鱼军团吧？关于山女鱼军团的事，我相信你的话。但是，关于整个学生革命党派，我可不相信他们会承认自己失败。”

我这样说着，回过头去看了看他们听到山女鱼军团这一名词时是否受到震动。可是，我只看见那位女学生正在一心一意而又充满爱意地用手指抚弄着陷在座位里死盯盯朝前看的森的脑袋，我只好又把脸朝着前方。

“…是啊。当然是指山女鱼军团啦。”“干员型”的人犹豫了喘一两口气儿的工夫，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

“从活动初期频频出现的事故开始，直至现在的事故为止，我们一直都在追究战术上失败的责任…。当然，即使是在大方向和志趣相同的革命党派内部，要使我们的组织的“风格”完全和学生组织一致，是困难的。…正如今天所经历的那样，从现象上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怎么能够如此不关痛痒的说呀？而且是在我们谈到被杀的‘义士’的时候？！…那种事情不但在想象上，就是在本质上不是也绝对不可能么？…为什么那样诚挚而又聪明的孩子们一个又一个地就变成了法西斯？”麻生野焦躁地说道。于是，我重新理解到她对作用子横加训斥的异样的粗暴是来自她内心的莫大的悲哀了。“…到了夜里，警察按照我给他的名片上的地址打来电话了。他说‘义士’从大学后边的悬崖上摔下去，又被国营电车轧过，死了两回，所以让我来认尸。至此，我的心已经滴血，给上山集训的孩子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义士’已被法西斯杀死。可是，他们的直接反应却是告诫我不要去找警察，尤其是不能单独去找警察。因为这一事件在党派的现况分析当中得到评价、在集团的上层拿出见解之前，像我这样重感情、爱冲动的人去见警察会惹麻烦的。还叮嘱我特别要避开新布尔乔亚。正说之间，好像重新考虑我们的方案似的，把喉头里的‘哎’说成了‘R’，…为什么突然间每一个党派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法西斯了？这个国家里的青年们？！…我终于不顾一个个打电话来的劝说，前去辨认‘义士’的尸体去了。…我在七零五散了的‘义士’的遗体中只能清楚地辨识出两只胳膊。两只胳膊都在肘关节以上被齐刷刷地截断了，但是，两只手却牢牢地握在一起，仿佛是举重成功的选手把紧握的双手举过头顶向欢呼的群众致谢！当我看见那样紧握的手指时，我就坚信那一定是‘义士’了。这时，我的喉头也像无休止要发出R似地，却是哎哎地哼哼着退了出去。前些时候的集会之前，‘义士’利用被示威游行的日程涂黑了的手册上的空白，计算了一千万KW核电站一天的热水排放量呢。我还记得他那时握着小铅笔头儿的硬梆梆的手形呢…”

麻生野一边哭诉，一边用力甩动头部，流下的泪水也就被甩了出来。但是，仍然甩不干净，她便把车停在路旁。停下车的未来电影家用语言再现“义士”之死时，支撑不住重新又膨胀起来了的哀伤，终于伏在方向盘上呜咽了。我们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听从彻底的务实性格的“干员型”的建议，架起抽抽嗒嗒哭个不停的她的肩膀，让她坐在后排座位上，把车子开到恰好从那里望见了霓虹灯的为卡车司机昼夜营业的食堂去。小面包车开进了停车场，把她一个人留在车上，我们这些仍然想活下去的就吃饭去了。

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