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黑灰，犹如水下摄影的电影里乌贼的墨汁喷出了墨囊一样，登时从仓房里面涌将出来，朝着我们缓缓地移动。就在我们躲闪不迭的时候，青年们还在继续橇动地板裂缝，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过了一会儿，等灰尘散尽，我和白先生走进仓房的时候，看见从门口横框到房里的地板已经开出了一长条裂缝，缝里面露出了黑暗的空间。一个青年带着天真的微笑，从里探出头来，明快地用朝鲜语向白先生喊着什么，还把一张朽黄的书籍封面递给了他。

“他说，地板底下真是一个挺不错的石砌仓室！你真的不知道？”白先生兴高采烈地说。“说是有好多立柱，简直转不过身来。可是里屋外屋都是通着的，外屋还有便所和井哩。他还说，这样的书籍废纸堆了不少呢。难道这里住过什么疯子或者逃兵不成？”

我从他拿的那张污损的书籍封面上看到《三醉人经论问答大全》和东京集成社发行的字样。我茫然失措，顿感自己在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中飘摇沉浮。这冲击使我的内心扭曲失衡，而且迅速扩大，随即化成了一个启示。这个启示直接关涉着眼下在地下室里过夜的我脑海里的一切。

“石墙那边开了几个窗子照明用，可从外边看不见。”白先生把钻到地板下面的另一个青年的话翻译给我听。“不想下去看一看？”

那分明具体起来的启示令我心旌摇动。我说不出话，只是摇了摇头。那启示的中心，便是曾祖父的弟弟在万延元年的暴动之后，并没有丢开同志，穿过森林跑到新世界去，这个发现，立刻变得铁证如山。他没能阻止同志们惨遭屠戮的悲剧，却自行惩罚了自身。从暴动溃败的那一天起，他便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尽管他采取了这种消极的姿态，却矢志不渝地终其一生，保持他一贯的暴动领袖身份。他遗留下来的那几封信札，想来一定是他在地下室里耽读之余，追思自己青年时期冒险的幻想和现实凄苦的梦境，想象在别处生活时可能会寄出这样的信件，才把它们写下来交给来地下室送饭的人们。在地下室发现的那页书籍的封面，正表明了曾祖父的弟弟在信中所引有关宪法文章的出处。所有的信札都没有注明发信地点，是因为信札的作者就在这地下室里，他不曾离开这里半步。同样，曾祖父与他的联系，想来也是全靠书信进行的。在地下室里，他只能够熟读送进去的书报，他把自己幽闭起来，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编出些横滨报上的赴美留学广告、小笠原岛附近的捕鲸作业之类的故事来打发日子。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一旦涉及现实问题，哪怕是确认一下他藏身之处的近旁发生着一些怎样的事情，都是艰难至极。在地下室里，他徒然地竖起耳朵，企图了解一些情况，对于那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的侄子，他又急切地耽心其在战场上的安危，于是才会在与地面的联系信札里写上：“乞复帖速告其安否借帖有达乞速致仆以观焉。”

这些水落石出的新情况令我头脑热胀。我正要转身回上房，白先生却突然谈起１９４５年夏天的事情来。他一定是以为，如果单单是因为找到地下室而紧张兮兮，则未免过于沉重偏激，所以才一面窥察我沉默和紧张的缘由，一面想重新拉起话来的罢。

“关于令兄复员后在部落里死掉那件事，好像还闹不清楚是我们杀了他，还是日本人杀了他。两方的人乱成一团，拿棒子乱打一气，就他一个人毫不武装、毫无装备，垂着胳膊站到中间去，还能不给打死吗。说起来，是我们和日本人一起把他打死了！那个青年，也真是个很特别的人呢！”

白先生停下嘴来，等我的反应。我依旧沉默着，点着头——仿佛在说：没错，真的，哥哥他真是那样——转回上房，关上身后的木门，把尾随而来的尘土截到了门外。而后，我转身朝向炉边的暗影，听到自己颤抖地叫道：

“阿鹰！”然而我立刻记起，鹰四已经死了，于是，心里产生了一种自从他自杀以来最为分明的痛惜。鹰四，他才是该“真正”了解仓房里这桩新事实的人啊。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便看出妻子木然浮肿的圆脸正现出惊诧的神情。

“仓房还有地下室呢！八成曾祖父的弟弟一直关在那里，作失败的暴动领袖，承担责任！阿鹰是因为他为自己和曾祖父的弟弟感到耻辱才自杀的。可是，我们现在才知道，至少曾祖父的弟弟，他的一生和我们认识的完全不同！阿鹰不该为曾祖父的弟弟感到耻辱！”我仿佛也要重新向自己证实一遍，便向妻子倾述道。然而，她却冲着我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