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听出来。我就保持了沉默。只有一次在美国，我跟一个萍水相逢的黑人妓女讲过这事。是用夹夹生生的英语讲的。对我来说，用英语讲话就像戴上面具见人，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那次的坦白全是[[假的]]，对我简直是毫发无损。因此，我得到的报应轻得很，只是一点轻微的性病罢了。我还从来没有用我、妹妹和阿蜜共有的语言说出来过。不用说，阿蜜，这些话我对你也没有讲过一点点。只是我觉得，关于妹妹的死，你似乎向我做过些暗示，这让我无法平静，所以你也可能有所怀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情。举个例子罢，在给我吃山鸡肉那天，你问我的真事是不是指妹妹的事，那时我还想，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了一切，故意嘲弄我呢。于是，我恼羞成怒，杀了你的心都有。但我觉得阿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情，这才平静下来。妹妹自杀那天的早上，我去向伯父他们报信以前，先把我与妹妹合住的那个伯父家的房间前前后后搜了个遍，生怕妹妹写下了什么，惹人怀疑。当时，我有一种从痛苦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安全感，可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负罪感，这两种心理在我的思想里交织，弄得我又哭又笑。直到完全控制住自己不再大笑，我才去上房伯父他们那里，告诉他们妹妹自杀的消息。她是一大早喝了农药，就蹲在厕所里死掉的。确认她自杀后没留下任何遗书，这使我有一种巨大的解脱感，这是因为我一直怕这白痴妹妹会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告诉别人。妹妹一死，这秘密就被一举抹煞，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想到这一点，我真觉得放心。可是事与愿违，现实根本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发展。相反，因为妹妹的死，这秘密便在我肉体和精神最深的中心扎下根来，开始从头到脚地毒害我的日常生活以及我对未来的展望。那还是我高中二年级时的事，可打那时候起，我一直被这事的回忆撕裂了一样！”说到这儿，鹰四仿佛预感到对这声音的记忆会令我在后半生里为那使我难以存活憋闷抑郁的“时间”的伏击而烦恼不尽，便黯然惨淡地啜泣起来，哭了好一会儿。

“妹妹虽是个白痴，可她真是个很特别的人。她只喜欢听悦耳的声音，听起音乐，她就会感到幸福。可要听到飞机的响声，或是汽车启动时的马达声，她耳朵里就像叫火烧了似的，直喊痛。我想，她那是真痛，不是有时候光是空气振动就能让玻璃碎裂吗？所以，妹妹的耳朵里，必是有什么纤细的东西破碎了似地直疼，可以这么说，在伯父的村子里，还没有人像妹妹那样理解音乐，那样非有音乐不可。妹妹一点不丑，又干净得很。异乎寻常地干净。与过分的音乐嗜好一样，这也是她白痴的一个特点。伯父村里的那些青年，有的常在妹妹听音乐的时候来偷着看她。只要音乐一响，妹妹就仿佛全身只剩下了耳朵，其它的一切都被拦住，进不到她的意识里去。那些偷看她的人倒不会放肆，可只要看见他们，我就发疯一样地和他们打。对我来说，妹妹是唯一的女性，我必须把她保护好。其实，我和伯父村里的姑娘们完全没有来往，甚至进了城里的高中，我还不和同年级的女生讲话呢。我围绕自己和妹妹编造了一种高贵种族的流狼故事，对曾祖父和他弟弟以后的自家家谱，有着非常夸张的骄傲。从同情的角度来看，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抵御寄于伯父篱下这种境遇中的自卑心理。我告诉妹妹，我们是被选定的两个特殊的人，所以，我们谁也不能，也不许对除了彼此之外的其他伙伴有什么好感。这样一来，有好多大人说我们俩，说那对兄妹一起睡觉之类的闲话！我就往说这话的人家里扔石头，报复他们。然而可以说，我反倒受了这种闲话的暗示。那时我十七岁，正是个浑浑噩噩、盲目轻信的高中生，而且，我郁郁寡欢，又经不起这种暗示。那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一下子喝醉了。那天伯父家的秧全插完了，就在上房里把请来帮忙的村里人召到一起喝酒。我既然是个流狼的高贵种族，自然不会帮他们插秧，但那帮小伙子把我也叫过去喝酒，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喝酒就喝了个酩酊大醉。伯父见了，骂了我一顿，送我回屋去，开始那会儿，妹妹见我大醉的样子，觉得好玩，就笑。可是，上屋里醉成一团的村民乱唱狂舞，妹妹马上给吓坏了。她捂住耳朵，像条鲍鱼似地伏下身子，可她也还是忍受不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呜咽起来。后来，醉汉们开始唱歌，他们哑着嗓子唱那些猥亵鄙卑的歌，一直唱到后半夜，我气急了，那是种狂暴的反社会情绪。我把妹妹抱在怀里想安慰她，可是这时，我感到一种奇怪的亢奋。于是，我就和妹妹做爱了。”

我们都不说话。我们定定地躲在黑暗当中，屏住呼吸，仿佛要避开这血亲之间莫大的耻辱和昭然于世的莫大的恐怖。如果鹰四的话可以相信，就是用石块砸那可怜的姑娘的脑袋时，垂死的姑娘喊叫的：讨厌，讨厌！正是我想要喊出的话。可是，即使是这几句喊叫，在泪眼朦胧之中，也重得令我感到骨销肉散，在我酸痛的肉体里面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