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取出一听罐头，那罐头的瓶盖启了一半，活像只赫然高扬的半圆形耳朵。于是，阿仁便咕容咕容地嚼起罐头里那不知为何物的东西给我看。我想到了动物蛋白对她的肝脏有不良影响这件事，可是话到嘴边，我却改了口。“阿仁，我给你打点水来吧？”

“吃着可不像你看着那样干巴巴的！”阿仁回了我一句。然而她却满怀率直——这只是在我和阿仁少年时代支撑着根所家时才能见到——的情感，继续说道：“蜜三郎先生，多亏了鹰四先生的暴动，我才有这么多吃也吃不完的食物了！这些罐头不值几个钱，可真是多得吃不完呢！把这些全吃光了，我就再什么都不吃了，让自己像从前那么瘦，然后衰弱而死！”

“哪儿会呢，阿仁。”我以回到山脚以来第一次与阿仁和解的心情安慰她说。

“不会？我这样的可怜虫，直觉还挺准的！在红十字医院里，人家对我说，我想多吃东西不是身体的要求，是我心理的要求！只要是心里不再想吃的话，我马上就能够瘦下去，然后一死了事！”

我不由得感觉到一种孩童般无常的悲哀。母亲死后，我全仗阿仁的帮助，才克服了无数困难，在山脚度过了少年时代。我默然摇着头，踏着积雪走出房来，关上门，将这个被埋在也许会致其肝脏于死地的大食物堆里体味着幸福与“羞耻”的“日本第一肥婆”关在了微暗的安宁之中。

石板路上的积雪被人踩得结结实实的，成了浅黑色，路面也滑溜溜的。我小心翼翼地往下挪动。关于那场对超级市场的抢劫，是对也好，是错也好，我丝毫无心干预，只是，我已下了决心，绝不卷进鹰四他们的行动。要是超级市场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怕是无法靠正常的手续买到煤油吧。我只是盘算着，如果有几罐煤油免遭劫难，那我就给阿鹰或是他同伙相应数量的纸币，把煤油罐提回来。我实在无心参加阿仁所谓山脚所有人都平等的“羞耻”活动。而且煽动这场小型暴动的那些人就没到我的门口强制性地喊什么“都去超级市场啰”这样一来，我就变成了一个局外人，没人要求我与他们分享“羞耻”

我走到村公所前面的广场时，阿仁的长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站到我面前来一齐走，就像一条同主人一起散步的家犬。他敏锐地打量着我的脸色，立刻领悟到不便上来搭讪，便只管往上一窜一窜地走路，抒发一下内心的兴奋。石板路两旁的住家往常都是房门紧闭，今天却一律大敞四开，人们在房檐下踏雪闲站，高声寒暄。山脚的居民竟全都变得兴高采烈。还有一群人从“乡下”过来，他们几家凑一堆儿，三三两两地聚在石板路上聊个不停，缓缓前行。他们都抱着从超级市场抢来的物品，却没有马上就回“乡下”去的样子，倒像是想在山脚再呆上一会儿。有时“乡下”的母亲要借用厕所让孩子大小便，山脚的主妇就很开通地请她们光顾。即便是祭日里，我也从没见过山脚和“乡下”如此自由宽宏地交往的情景。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山脚便早不见了这种热烈火爆的景象了。孩子们在石板路踩实的雪上打着出溜儿，模仿着没完没了还在继续的诵经舞乐。阿仁的儿子刚跑去加入孩子们的游戏，就马上又跑回到我的身边。站着聊天的大人们也都朝我温和地微笑，跟我亲切地寒暄。他们如此开放地对我，这在我返回山脚后还是头一遭。对这种不期而至的友好表示，我实在不能够很快适应下来。于是，我含糊地点着头，急步走过去，而山脚的这些俨然彻底解放了的人们却自管酣笑畅谈，毫不在意。我心中的惊诧渐渐生根发芽并枝繁叶茂、遮天蔽日起来。只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正对着围在他身旁的人群举起一本打开的帐簿解释着什么。这男人在战时教师不足的时候，作为代课教师教过日本历史，战后当过农协文书。因为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些一声不响的足球队的少年，所以我想他可能是被新暴动首领们任命为专门委员，正在揭发超级市场的经营状况吧。一看到我，他脸上立即露出愤慨与得意并存的、扭曲了的微笑（只是这愤慨像装模作样的表演，而这得意才是自然的真情流露），停止了对小听众们讲话，大声叫道：

“蜜三郎先生！我们揭发了市场的双重帐簿，把它送到税务署，天皇立刻就得下台，太可悲了吧！”

这突然的中断，令听众们非但很不满意，还跟着那男人们回头瞧着我，将他们嘲笑超级市场偷税行为的抗议姿态做给我看。他们当中，竟然还夹杂着不少老人。一旦重新意识到这一点，我便发现我走在山脚石板路上见到的人群中，老人的数量多得简直不敢相信。直到昨天，他们还龟缩在玻璃肮脏不堪的门内暗处打发日子，可是今天，他们也解放了自己，并使自己重新变成了山脚共同社会的真正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