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即便像我这鲁迅所说的“碌碌无为”的人，也应当什么，无论怎样，我要继续学习鲁迅的著作。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为了我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守着这个原则。

我在金的悼文里对日本政府走向与中国和解相反方向的态度表示了忧虑。最近的8月15日，小泉首相行参拜靖国神社。当天晚上，早有预的我和我所信赖的知识界人士组织了大型抗议集会。

三、我们共有刻的危机

二、鲁迅作品伴我读到老年

此外，据日程安排，将用一整天的时间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中国的学者们将从多个角度和我换意见，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这个人的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我夫人是我年轻时代曾经影响过我的好朋友的妹妹，我们结婚已经五十多年了，她的话讲，结婚前和结婚后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什么），但是，对于村上树的小说在中国各地的畅销和烈研讨，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别兴参加为我准备的研讨会。

这个开场白可能长了些，说这些也是向社科院表示谢，因为大家为我安排的整个日程遵循了我的原则，现了我的愿望。

我要说的是，这是继2000年后，我在这里的第二次演讲。那一次，虽然不是我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却是我在中国知识分面前的第一次演讲。

在8月15日的集会上，我们所有发表演讲的人都事先统一了基调，大家都从对政治哲学家、教育家南原繁的思想分析展开，联系当今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探讨对南原繁理念的理解。

日程中还包括今天社科院在这里为我组织的这场演讲会，我想你们都能够理解，我最后提到它并不是我以为这个日程安排的分量轻。

南原繁是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法学的教授，战后不久曾经担任东京大学的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频繁地对学生和一般市民发表演讲，其中许多在版后被广泛阅读。演讲的内容集中在战后日本人如何重新一名国民、重新真正的人以及如何复兴已成为战争废墟的国家等问题上。

关于中国问题，他说：“决定日本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只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础上的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它的实现需要一个本的条件，那就是日本国民要对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责任刻的反省、刻的认识。

这次来社科院演讲，一方面到兴，另一方面到迫。因为，我已经71岁了，也许没有第三次机会，作为一名对中国知识界抱着敬意的作家，也为了和我抱有同样意念的日本的那些朋友，我要尽我的力量。坦率地说，站在这里讲话的我，心情是沉重的。在这六年里，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关系，在我东京的书房里，一直自豪地、珍贵地摆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证书！

六年来，可以说我的担忧一直挥之不去。我长期以来所崇敬的金先生以龄去世了。勇敢、诚实、卓越的文学神贯穿于金的一生，他的人格的威严永远闪烁着光芒。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把我的哀思写在了给社科院朋友的私人信函中，据说被发表在报纸上，也许有些人读到了。在那篇悼文中，我谈到了我的忧虑。

六年前，我在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我不仅对北京的听众讲过我的这个担忧，也对东京的听众过提醒：千万不能让日本历史上多次重复的“锁国”再次发生了！事实是，我所忧虑的事情正在发生。

南原繁特别提到的是武问题。他说：“经受了长崎、广岛爆炸伤害的人类第一个原弹受害国日本，担负着重建自己和平新国家以及把战争残害的情况和废弃战争的决心告知全世界的义务。这不仅是对太平洋战争应尽的责任和应付的代价，也是日本的路，是日本民族对世界历史的使命。”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应当向大家介绍8月15日晚上我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面对一千两百多与我同样忧虑的老人、壮年以及青年人（包括很多女听众）所演讲的内容。

首先，日程中包括了和北大附中学生对话的机会。我是个作家，对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