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于审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这种审查制度导致自己被指为犯下了对天皇不敬罪），却又不去尝试着打破那个不自由。我认为，这个事例清晰地显现了那个时代（所谓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

不过，同时代的中国文学者们就没有与此相似的困难吗？情况当然不是如此。胡适所表现出的文风中就蕴涵着一种讥讽。假如芥川遇见曾翻译了他的《罗生门》的鲁迅并与之交谈，或许就会痛切感受到与胡适的讥讽所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下面要稍微偏离一点儿话题。面对日本独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说，面对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还包括思想体制在内的那个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战争败北之后，在理应将天皇从所有政治权利中驱逐出去的新宪法之下，却仍然存留了下来。我的小说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现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还想说一些话，尽管这些话并不一定非要面对中国的听众述说。自胡适以后，中国的文学者们面临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去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文学使得国民国家的理念具体化，并且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引导民众的那种行为，与芥川感觉到并羡慕不已的中国著作家们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完全不同质的东西。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当人们回顾这一切时才会发现，当时那种困难非常之大，而试图克服那些困难的文学者们的实践之所以能够留存后世，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强大力量所致。反过来说，我只能认为日本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不曾经历过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故。

自一九一九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一九六O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显现文学者这个角色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时间。当回顾一九六O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关注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感慨不已。

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中的莫言的《红高粱》和郑义的《老井》之所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一种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深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勃勃且非常现实地扎根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具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想象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感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尽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却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进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