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这对文学艺术有什么影响？

莫：应该说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热闹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经过文革十年文学艺术的空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的作家还不成熟，到了八五、八六年，情景就大不一样了，涌现出一大批力作，老百姓期待作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期待他们能用自己的作品，清算文革的罪行，推动思想解放。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老百姓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台彩电还值不了一条好烟，各种艺术门类，各种娱乐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人们打发业余时间的方式太多了，导致小说、诗歌的读者减少，当然也导致电影观众的减少。张：我跟莫言一样很怀念八十年代。我的看法是好像我们人类有一个通病，在结束了一场灾难之后，特别愿意思考，中国的十年文革结束后，日本的二战结束后，包括欧洲、美国，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可能是艺术特别有质量的时期，每个人都很关心，渴望了解其中的情况。现在是和平时期，出了那么多大师的日本电影现在也不景气。和平时代丰衣足食，娱乐和消费成为主流。严肃的艺术就失去了观众，剩下的就是好莱坞的流行。在这个时代，做导演比做文学家幸运。因为电影还有一个片种是娱乐片，比如我现在拍的武侠片《英雄》，当然我也要讲求艺术性，但也只是一个动作片的包装而已；而做一个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致力于创作有深度的作品，读者就会越来越少。莫：所以有人说，中国就只剩下一个读者，那就是张艺谋。（笑）

张：没人读你们的小说了，你可以随便写。比我们自由多了。（大笑）

大江：我也是一个读者不多的作家，七十年代有过一批读者，三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太多，所以我也很自由，愿意写什么写什么。

张：我觉得我当不了作家。我所有的电影都是由小说改编的，我觉得最难的是放一张白纸，或摆台电脑在面前，让我从零开始。所以，我很佩服作家，他怎么就能写出那么多故事来呢？

莫：还是张艺谋了不起，能把我们的白纸黑字变成一部色彩绚丽的电影。太麻烦了！小说改编成电影，绝不是也不应该是照搬，而是一次再创作，再提高。中国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之所以还能够写，是因为至少还有个张艺谋。你要不当导演，就又有一半人不写作了。（众笑）张：不会。

大江：如果说张艺谋不当作家有人后悔的话，那肯定只有张艺谋一个人；但他要是不当导演，更多的人不答应，包括莫言和我，包括很多观众。所以你没当作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作家的自由与导演的无奈

大江：刚才听到二位的谈话收获比较大。我还有一个问题，生活在目前的中国，你们通过作品最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电视编导安排的，我不想问，因为在日本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没法回答，我只是说，我刚刚写完的作品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你抽象地让我回答，我回答不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我不问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就这个问题有兴趣回答，我们的录像带很长，你们可以随便说说。张：那我就浪费一段吧。我其实总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也冠冕堂皇地说，最关心的是人，听起来挺深刻挺高雅。其实我自己没有很认真地去问过自己，你到底想弄什么？我有点像逛商店，不知道想买什么时，突然被一个东西打动，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有时候很可能是一种视觉的东西在吸引我，对我来说就是颜色，对！颜色。我对视觉的东西是很敏感的，很迷恋的，很希望莫言能再写一个特别有颜色的作品，我就会觉得很兴奋。莫：一个作家有时候实际上做不了自己的主，本来今天想写一个反腐败题材，明天突然对另一个题材发生了兴趣。有很多小说写一半就放下了，放下后就永远捡不起来了，我最近有两个长篇的开头都作为中篇发表了。当时觉得很兴奋，写了三五万字，突然又觉得灵感全无。在今后的创作中这种情况肯定还可能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我是跟着感觉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写什么，都要写原创性的，惟一的。别人做过的，你就不能用同样的腔调重复。最好是别人没写过，用的也是自己和别人没用过的手法。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把这当做终身追求的目标，哪怕实现了自己构想的30％，这部作品就非常好。

张：这点也太自由了，你可以写一半搁那儿，不写了。我们有时候准备拍了，剧本弄好了，班子搭好了，突然找不到感觉了，就觉得真没劲，但又非干不可，还得挺着，在整个创作人员面前装作胸有成竹，充满信心，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你。你已经觉得肯定拍不好了，因为你没有激情。这就是导演与你们作家的区别，完全身不由己。莫：我写不下去还可以撕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