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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阿伦支援过的简的著作，写的并不是使核威胁之下的人民群众朝着这样的方向走，即：既不断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彻底失败，而是强化人性，利他们的同伴一起反对核武器毁灭人类而采取行动。简的著作，使美军的核武器引起威吓和疑虑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对于美苏两大阵营核战力的壮大化与多样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把生机勃勃的知的领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这个词用于上述文章里，深以为遗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亚金的论文上，卡特政权末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发的命令中，提到“海军战术核能力的再活性化”这句话就用了这个词。还应该提到，核战略用语之中，属于知的新的先导者常常使用的语言，还不仅仅这个词。前述亚金的论文中就对于不久的将来表示了忧虑，所忧虑的是：海军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舰艇上搭载方法的不明确度增大，使海洋核战争容易发生。这里说的不明确度，就是从ambiguity一词译过来的，在核军事论中指核军备的软弱部分，可译为脆弱性的原词是vulnerability。夸奖文化符号论的学者和政府创造军事理论的官僚，如果是从同一文化背景起飞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诞而巨大的知的浪费，会在足以左右人类命运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纯粹是作家对语言过分深思熟虑的结果？

但是，即使抛开简的作用不论，阿伦不久离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正在开发本国核武器的法国也没有能够发挥制止的作用，从作为这篇序文内涵的延续来说，我以为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把雷蒙·阿伦看作始终和简同等的科学思考的奴隶，那就未免有欠公允。仅从该序文里就可以看出他超越简摸索新的第三条道路的姿态。

如果用抽象的说法，今天的一个热核炸弹等于第二次大战４年之间投在德国的所有炸弹的爆发量，在这样的时代，政策优先于战略的地方，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发生。其次，政治的考虑（更加难以区别）是平时与战时两个方面都优先，政治的考虑决定武器的选择和军队的编制。今天，维持政治考虑的优越地位，日趋重要。因为，科学技术的强大有力，存在着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地把人类拖进危机的危险。／实际上，哈曼·简的研究非常科学，分析极其精密，所设假定也很有趣，但可惜其本人仅仅停留于一个改革者的境地。今天的国际政治，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虽然一部分有所改变，但是大多始终蹈袭几个世纪一直走过来的国际政治方向，他本人暂时

——可能十年或２0年——可能就是这样继续观望下去的。但是今后几个世纪不会总是这样。配合科学技术的变革，有必要进行改革。有些乌托邦思想的人，他们想的和希望的改革，就是成立世界国家和法的统治。现在的危机造成的结果，不久的将来要产生世界政府，这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现在能说清楚的，这是唯一的结果。是不是世界政府才最具有可能性的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关于这一点，简氏并没有利用他那不断地使用假说的最拿手的分析手段。

引用的前半部，我以为译文的论理的力点暧昧，即使这样也仍然引用，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类面对无法控制的危机，科学技术本身的力量把人类拉进危险，即将成为现实，或者说再向前迈一步就到达的现实。只要看一看今日世界的核状况就会一目了然，核权力按其科学技术的论理不仅毫无阻碍地使核武器壮大化和多样化，而且人类也放弃了控制的任务，甚至打算把人类的命运完全委之于科学技术本身。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