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在临港建设大型炼油厂，说不定就要影响到将来的香港回归，这事情当然不能。不仅不能，连想都不能想的。

报告先是以居安思危的神分析了临港市石化集团未来将要面临的严峻形势，然后引用以多元化为心的西方现代经济理论，调石化集团开辟第二战线的必要。接着，报告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平提的数据手，说明家用电在中国正由奢侈品向生活必需品转移，在沿海发达地区，比如临港市，这个时代已经提前来临。最后，报告认为，临港市石化集团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和资本优势，背靠大陆面向香港，开辟家用电的生产是完全可行的。

假如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比如换成张三的钱给李四去，随便他怎么，那么大家一听就知有问题，不科学。现在张三相当于国家，李四相当于程思涌，人们就熟视无睹了，就觉得非常正常了。不但熟视无睹，不但觉得非常正常，而且还认为这是一“步”应该大力提倡。因为当时有一个号，叫“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还有一个号，叫“厂长一支笔”把这两个号连在一起

可行报告很快就来了。报告虽然是集团计划起草的，但是基本上代表了程思涌个人的思想。

考虑到临港市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还没有一个大型的制造类企业，如果石化集团能够成功地转化为一个大型的家用电生产企业，不仅填补了临港市的一项空白，解决石化集团的路问题，还有利于调整整个临港市的产业结构，带动至少几十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可谓一石数鸟，当然是好事。于是，樊大章对程思涌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企业是没有上级主门的，投资理公司只是石化集团的大东，只能站在东的立场看投资回报，并不预你正常的经营活动。至于石化集团投资家电行业的事情，如果是小打小闹，你自己决定就行了，如果想大一下，你先整理一个材料，送各位董事，到时候开董事会研究一下。”

说决策权力的下放是一步，比如石化集团要上哪一家用电，决策权下放到石化集团，而不是集中在临港市投资理公司，这就是一步。但是，下放到石化集团之后，事实上又集中了，集中到程思涌这里来了。但是石化集团这个企业并不是程思涌的，而是国家的，国家的企业到个人手里，让这个个人来决策它的投资方向，这个“步”是不是科学就很难说了。

报告很快得到投资理公司认可，准确地是说得到樊大章的认可。而得到樊大章的认可，就等于是得到了投资理公司的认可。因为投资理公司虽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产，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产，但是它本是产生于计划经济制的，所以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理模式，即首长负责制。临港市投资理公司的首长就是樊大章，既然首长都认可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而石化集团基本上就是投资理公司一个东，投资理公司认可了，也就等于是董事会一致通过了。即便召开董事会，也完全是走过场、图形式。说起来是照现代企业理制度办事，其实质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说法。

应该说，樊大章这样的考虑是有前瞻的。但是，大约正是这前瞻，或者是这前瞻太“前瞻”了，前瞻到它的决策方法和决策者所承担的责任严重背离了，所以造成的决策失误的隐患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然要大。”程思涌说“石化集团是大企业，不则已，要肯定就要大。”

“好，”樊大章说“既然大，那么还是赶快整理一个可行报告来。”

尽如此，樊大章还是有意识地尽可能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比如，投资理公司只是原则同意石化集团开辟家用电战线，但是上哪家用电，还是冰箱、彩电、空调一起上，或者是先上一个，然后逐步展开等等，并没有作指示，以便让石化集团自己据自的优势和市场的需求灵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