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儒居然偶尔也跟那些过去级别比自己高的老领导下下棋。反正大家都退休了，平起平坐了，在一起下下棋倒也无妨。下着下着，杜钧儒时不时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喂，找杜市长，我呀，我是他老子。”于是，对方诚惶诚恐地转到杜治洪那里。杜钧儒对着手机发脾气：“别以为当了市长就上天了，老子没烟抽了，赶紧差人给老子送两条回来。”于是，整个洪湖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杜钧儒的儿子在外面干大事了。当杜钧儒再次来到活动中心的时候，无论以前职务比他高的还是职务比他低的，或者是跟他平级的，都热情主动地上来打招呼套近乎。其实这些人也根本不会有什么事情会求到杜钧儒远在湖南岳洲的儿子那里，但是与领导或领导的亲属套近乎已经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想不套反而不习惯了。

杜治洪正式上任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排查。像公安机关追捕命案在身的嫌疑犯一样的仔细排查。父子两代在官场上的经验告诉杜治洪，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关系，做官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杜治洪是政策研究室出身的，于是他当上市长之后给岳洲市政策研究室下达一个硬性任务：排查整个岳洲市在外面做官做老板做学问的大人物。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政策研究室主任姓郑，叫郑天泽。其实是个副主任，但正主任缺位，由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杜治洪的硬性任务直接下在郑天泽头上。郑天泽虽然主持政策研究室的全面工作，加上姓郑，无论是用起来还是听起来与正主任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他一直想为自己摘帽子，想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副”字摘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正主任。本来郑天泽离这个希望已经非常接近了，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个市改县，水涨船高，扶正的希望更加渺茫了。毕竟，他自己心里清楚，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市委和市政府本很少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机会，所以政策研究室也就自然成了摆设，这些年政策研究室研究的主要政策都是围绕改革的，但他们自己知道，对政府机关来说，所谓的改革可以归纳成两个字——精简，跟企业里裁员差不多，考虑到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先做的事情往往是拿自己的惜日的同类开刀，这样不仅可以避嫌，趁机树立自身的威信，还可以防止这些人因为知道自己的底细而对自己不能足够地尊敬，岳洲市政策研究室包括郑天泽在内的几个二吊子虽然够不上与杜治洪属于同类，但在找不到正宗同类的情况下，拿他们开刀也未见不可，所以，杜治洪上任之后，郑天泽及其手下的几个闲人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该机构被砍掉，未曾想新市长不但没有把他们精简掉，反而直接给他们下达了任务，郑天泽及其部下像是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突然接到了特赦令，而且立刻获得重用一般，受宠若惊，自然不敢怠慢，任劳任怨，格外卖力。同时马上就推断出一个与前面的逻辑截然相反的逻辑：既然市长是做政策研究出身的，那么对于搞政策研究的人应该格外重视，一上任马上就直接给我们布置任务正好说明这一点，说不定我们的机会来了！带着这样的心情工作，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没用多长时间，排查结果就出来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岳洲县，居然有这么多有价值的人物。

政策研究室的排查报告还专门对这些人物进行了分类。从区域上分，岳洲市在外埠的有价值人物主要分布在深圳、长沙和北京，还有少数在国外。从行业类别上分，主要分为从政的、经商的和做学问的。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杜治洪重操旧业，亲自动手进行了案头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