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花大价钱请了专门的师傅帮助打理。装配厂的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是手工劳动，人很多，管理比较麻烦，这样的工作最好交给放心但没有多大能力的人去做，所以姐夫就把它交给埋建新打理。

装配厂虽然不会发生什么大事故，但由于人多，所以管理起来比较麻烦，而且，由于香港的人工费用高，他负责的这个装配厂的人工费用支出是整个裕祥企业的主要生产成本。做老板的总是想把成本控制最低，而工人总是想少劳动多收入，所以这里也是整个公司矛盾最多的地方。特别是近两年，大陆搞改革开放，允许香港的企业到深圳建工厂，别的同行行动快，已经把人工费用大的部门建在了深圳河的对岸，成本大幅度降低，给裕祥公司造成一定的压力。姐夫把一部分压力转化给麦建新，让他想办法降低成本。麦建新想了很多办法，连厕所里的手纸都买最便宜的，但成本仍然高于同行，姐夫经常对他发火，而且麦建新常常是在姐夫那里受了气之后，回家不但得不到父母的安慰，反而要再受一遍气，因为父母总是认为姐夫比他有出息，所以姐夫总是对的，反过来还要说他，让他好好珍惜姐夫给他的这个机会，少给姐夫添麻烦。

这一次，姐夫又因为成本降不下来而向他发火，麦建新没有再做过多的解释，而是向姐夫建议：我们也去大陆开厂。

姐夫也想到过去大陆开工厂，可考虑到大陆这边法律和政策方面有太多的可变因素，而且工厂放在大陆，天高皇帝远，没办法管理，麻烦，虽然人工会降低一点，但要额外加上运输成本和管理费用，如果因为管理不方便而误单，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姐夫并不打算去大陆办厂。麦建新进一步说，如果仍然在香港，他没有办法再降低成本，如果姐夫认为他能力不行，可以另请高明。姐夫心里也有数，知道麦建新说的是实话，就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态度让麦建新自己过深圳看看。

麦建新一到深圳，感觉就像鸟儿飞出了笼子，立刻就感受到了自由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与他在香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窝在四面高墙大白天也要开日光灯的作坊相比，这里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看着大片大片正在被开发的土地，瞧着一栋栋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和厂房在阳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麦建新的心也和鸟儿一样飞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不要说是人，就是一只鸟，也要有一个可以自由飞翔的天空。他决定不回去了，就是姐夫不在深圳办厂，他来深圳打工，也不回香港了。

那次他崴脚，已经是第三次踏上深圳的土地。头一次来深圳完全是试探，以为这边的人都很野蛮，他甚至做好被打劫的准备，把大钱棒在小腿肚上，小钱放在衬衫口袋里，随时准备应付抢劫，可来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大陆的人待他都很友好，物价特别便宜。他在东门街口看见一个卖烧饼的，闻着味道很香，就想买一个尝尝。他拿出一张一百元的港币说买一个，卖烧饼的说这么大的钱找不开，你随便拿一个吃吧，不要钱了。麦建新说这怎么行，你不用找了，能卖几个就买几个吧。卖烧饼的笑，说那也不行。麦建新很疑惑，问为什么不行？卖烧饼的回答：“我就是把全部烧饼一起给你，也值不了你手上那一张钱。”所以，大陆留给麦建新的印象不仅是物价便宜得离谱，而且人也朴实得离奇，更加坚定了他来深圳发展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