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之后，他又受到民众的狂热欢呼。俾斯麦惯于操纵民意，也是鄙视民意的，他认为他更知道他的国家需要什么。然而，在俾斯麦离任之后，德国的统治者常常讨好和屈从民意，煽动民意以在国际上达到某个目的，结果却往往把自己也欺骗了。日本是不知道制定战略，而德国则开始忽视战略。他们的错误异曲同工。

在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德国的高层军事领导人已不再需要克劳塞维茨。那种把战略看得高于一切的信仰，对新（20）世纪的德国人来说，重要的只是必须进行战争，必须采取行动。《剑桥插图战争史》，230页。

基辛格也有类似的评价。他说：

帝制时代的德国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国家利益概念。随着一时情绪摇摆，且对外交气氛极度缺乏敏感度，使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既野蛮又优柔寡断，将国家先是带向孤立，继而走向战争。《大外交》，149页。

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抛弃战略的政治方面的倾向并非德国所特有，例如，二战时的美国和英国都要求敌国无条件投降。只不过“在所有欧洲人中间，德国人展示了这方面最强烈的偏向——偏向于将政治认作战争的铁骰子，一旦抛出就得收场的某种把戏。”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引文所出的第一章的作者是威廉森？默里、马克？格利姆斯利。一战前，德国军官明确宣称，德国参谋部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只是学者们的读物。《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4页。他们只要行动，不要战略。这个错误与德国人注重抽象思维的传统相距甚远，但仍比二战前的日本好一些。德军毕竟还有战役的目标，没有被前线军官的阴谋拖着走。德国的军事脱离了政治。因此毫不奇怪，这个具有强大战争能力的国家在20世纪两次走向战争，且不知如何收场。

孤立的大国容易走向战争。俾斯麦不是一个不知收敛的扩张主义者。他的失误在于他的外交技巧太过高明，过于复杂，在他之后的德国无人能理解，更无人能操作。于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左支右绌，最后把自己孤立起来，埋下了战争的祸患。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经济萧条，民族情绪很容易被引向极端，最终出现了战争狂人希特勒。不发动新的战争不符合希特勒的性格。所以战争不停地扩大，一直到德国不能维持为止。从防守出发的德国完全走向了进攻。

德国受到包围是地理事实，也是德国人的心态，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心态。德意志民族长期分裂，部分是法国战略目标的结果。德国又地处中欧，是欧洲各国往来征伐的主要战场。历史地理的事实形成了被包围的心态。这个心态要求奋力向外出击，以打破包围圈。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东线的敌人是俄国（苏联），西线的敌人是法国，还有英国，最后还要加上美国。在国内，德国的统治者也在两线作战，既要对敌国作战，又要清理国内的各种敌人。德国不能像英国、美国那样动员全体国民，同仇敌忾，与斯大林的苏联也不同。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的“大清洗”已经把他个人在国内的敌人消灭殆尽。消灭敌人的过程也是制造敌人的过程。德国对第一次大战失败的总结是：德国没有在战场上失败，而是受了“背后一刀”这是后来希特勒煽动民众的主要论点之一。在经济长期低迷、国内矛盾激化的时候，政治容易走向极端，因为只有极端的言论能够吸引大批追随者。温和派没有市场。这是1930年代德国的情形。极端者一旦发动战争，就不会轻易考虑收场。

德国历史给出的教训是，一个在地理上被包围的国家不应该追求绝对安全，不可以完全仰仗军事行动打破包围。这样做的后果必定是更大的不安全。外交斡旋、战略设计与军事行动同样重要。即使超级大国美国也不可能维持绝对安全。911袭击就是证明之一。除了恐怖主义之外，导弹和空间技术也给在空间上相对隔离的国家带来威胁。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享有绝对安全，都有可能遭受报复。因此，大国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更加谨慎。

在历史上，德国与俄国都是大陆国家，出海口受到限制。两国曾经互为仇敌，有时又是亲密盟友，在瓜分波兰、迫害犹太人、对付法国等问题上曾经有过共同语言。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在位）是德意志人。她为俄国向西拓展了60余万平方公里的疆土。虽然在18-19世纪，法语是俄国上层人的语言，但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德国对俄国的影响也很大。在现在的欧盟国家中，德国是对俄国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其中既有历史渊源，更有现实政治的需要。在国土的另一侧，德国与法国合作，一起领导欧洲的一体化。但德国西面还有英国的掣肘，东面有波兰、捷克等国的愤愤不平，这是欧盟内部政治层面上的矛盾，与二次大战之前潜在的军事对立完全不同。它在欧盟的领导地位还需要时间的磨练。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德国难以突破地缘环境的限制。德国强大的陆军不能打破限制，海军更是没有可能。所以，在欧盟和北约的框架内，德国应该感到安心，不会觉得委屈。它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渐渐在欧盟内获得更多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