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边界是由自然地理确定的，自秦汉以来变化不大。在盛时版图扩大一些；在衰弱时版图缩小一些。中国现在的疆界是清朝奠定的，与汉、唐盛时的范围大致相同。但是，清朝在乾隆年间的面积超过了汉、唐，却在后期失去了大片的领土，主要被俄国夺走。中国领土最广阔的时期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蒙古人和满人主中原后，实际上把它们的故土和中原王朝的土地合并在一起了。元朝和清朝前期还基本解决了北方边境的安全问题，原因很简单：它们就是那些侵者。当然，在清朝后期，北方边界又变得不安宁了。不同以往的是，那时的侵略者不再是游牧民族，而是使用西方现代武的俄罗斯帝国。从此改写了中国3000多年的北方边境史。虽然外敌的族变了，侵的模式变了，但中国北方领土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却没有改变。

“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梁惠王上》。“恶乎”怎样。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即孟“望之不似人君”的那位。对话当在公元前319年，梁襄王即位的那一年。梁襄王的这个问题显示了他好大喜功，因为他的魏国已经衰落，没有定天下的实力。襄王更应该关心魏国的安全。

唐与清两朝版图最大时候的不同之是，清朝多了两分：（１）唐朝时的突厥故地（今天的外蒙古）；（２）唐朝时的吐蕃帝国（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等地）。如果去掉这两大块土地，唐与清的领土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很相似。需要指的是，突厥和吐蕃是唐朝的两大劲敌。在清朝时，蒙古和西藏因为衰落而被满族征服，学者们至今不能确定唐及之前生活在蒙古原上的人们哪些是蒙古人，哪些是突厥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显著差异。蒙古民族是在成吉思汗之后才形成的。欧亚内陆大草原本来就是一个民族迁徙的通。人民和土地被纳中央政府的理之下，不过仍保留相当大的自治权。因为偏远和寒，西藏的自治程度比蒙古更大一些。即使如此，清廷仍需要在新疆和西藏与西蒙古的骑兵作战。此外，唐与清的土地还有一个区别，在地图上看不来的区别。唐朝时还有很多羁縻州，而雍正帝的改土归则把自治的土地纳中央的直接理之下。

中国的四至

方都现了文明的曙光。太湖东岸的良渚文化，辽宁、内蒙之间的红山文化，以及东的龙山文化，似乎都比位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先一些。但它们仍有共同之。这些共同又使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如对玉的推崇、对龙的崇拜。这说明，在更早的时候，这些新石文化有共同的源。或许因为共同的文化源，以及地理的相通，中国在文明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尧说：

我支那人，非无国之质也。其不知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无有政，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之可云？《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那时的“支那”一词尚无贬义。

其实，《庄》已经有“海内”的概念：“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乎稊米之在太仓乎。”《庄？秋》。“稊”（tí），类似小米。这里的中国比邹衍的神州在海内所占比例要小得多。庄（前369-前286）比孟小3岁，比邹衍大60多岁。《秋》篇可能自他的弟或再传弟之手，从而有邹衍的影响。不过，海内的思想或许源自稷下，未必是邹衍独创。齐国临海，齐人会有四面皆海的想法。有了新的地理观念之后，中国人“海内”一隅，但仍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怀，并保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的情。虽然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有限，却只把统一王朝当作正统王朝，相信天命只授予统一王朝。偏安的王朝是欠缺的，是两个王朝之间的过渡阶段。天下和海内是与王朝相关的地理概念，都必须完整，而国家则可大可小。迟至1899年，梁启超还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知有国，也不知国。他说：

诸夷确实“限山隔海”但地理限制并非不可突破。除朱棣之外，明朝后世皇帝恪守祖训，从而形成了明朝封闭消极的对外政策。牟复礼似乎不无惋惜地说：

且我中国畴昔者，岂尝为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而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哉，我少年中国乎！《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五卷。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社会底层。他在元末战中起家，在战争中消灭了众多英雄，推翻了元朝统治。朱元璋是权力变态狂。明初的专制前无古人，后来者也不多。在夺得天下之后，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对全国实行严密而残酷的控制，特务四。但是，这样一位暴君却是一名国际和平好者。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他的孙皇帝们：

梁启超准确地指了王朝与国家的区别。但是，他有乐观了。

这段话应该有当时政治地理的现实，虽然添加了理想成分。它描述了大禹统一后的世界模式。即使“五服”是后人的想象，至少也在西周初期成形了。周穆王穆王即穆天姬满，约前976-约前922在位。“将征犬戎”（又是对“戎”作战），祭公谋父对他说：“夫先王之制，内甸服，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祭公谋父所说的“先王之制”就是始于大禹的五服。他还指，夷蛮有向周王室贡的义务：“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史记？周本记》。虽然周穆王比大禹晚了1000多年，西周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还是和大禹时的一样。

然后，朱元璋开列了不征之国的名单，几乎包括了当时所了解的所有国家。他还特别提断绝与日本的关系。朱元璋在登基后不久（洪武四年，1371年）就对省、府、台臣们宣谕这些话，当时他还提到古训：“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之源”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216页，浙江人民版社，1983年。这确实是真知灼见。土地扩张必然统治异心的民族，而且会加重民众的劳苦，最后导致帝国崩溃。朱元璋在国内实施酷烈的统治，同时谋求与邻国和平共，要求“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朱元璋系年要录》。罗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也在他的遗嘱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谨守大自然为罗划定的疆界。见《罗帝国衰亡史》上册，20页。唯一的例外是胡戎，即北方的蒙古。但朱元璋的战略是采取守势“时谨备之”那时，元朝刚被推翻，明朝还要再10多年的时间才能清除蒙古在内地的势力。

这个记录也许不可靠，但应该反映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怀柔是发达文明对于较低文化实施的笼络政策，不是国家间政治。在一个原始的农业社会，舜把“柔远能迩”和“哉惟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他重视“怀柔”的程度。怀柔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在天下未定的时代，怀柔是维持和平的一个较好的办法。因为对于一个较为静态的农业社会，怀柔的成本比战争的代价低。为了和平，古代中国人总是怀有天下一统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统治者也会有这个宏大的目标。孟回忆说，梁襄王向他咨询：

孟的天下或许不包括蛮夷的土地。在秋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政治与儒家理想是不兼容的。在激烈的对抗中，实行儒家思想只能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到了汉武帝时，天下定于一，泛德化有助于统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如果能够保持世界和平，或者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学提供很大的帮助。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放大了的古代中国的天下。这个天下必将定于一。定天下需要以武力为后盾，但绝不能嗜杀，不能集权，必定以自由、民主为先导——正如孟所说：“仁者无敌。”《孟？梁惠王上》。

在大禹统一中国之后，夏所在的地区就成为统治中心。中心没有忽视边缘。《禹贡》说：

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尚书？舜典》。“柔”宽而抚之。“能”扰而习之。“柔远能迩”有“远近攻”的意思。“允”信也。“元”仁厚也。“允元”信任仁厚之人。“难”拒绝“任”佞。“率服”相率而服从。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俊”大也。“九族”从祖到玄孙。“平”均也。“章”明也。“昭明”自明其德。“时”是也。本书所引《尚书》的有关注解参考了宋人蔡沈的《书经集传》。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山大川。…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东渐于海，西被于沙，朔南暨，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孙倚中国富，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都是如此，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沟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行扩张。牟复礼、

由于邹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位于“海内”…“海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407页。引文自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

自我中心并非为中国古人独有。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认为他们自己在各个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离他们越近，优越的程度就越；因此居住地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低等的了”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5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波斯人的想法与大禹的五服没有本质差别。文明如同以石击形成的波纹，从中心渐渐地散开，会因为距离的增大而减弱，但不会在某一戛然而止。另一个文明的波纹也会漾过来。面的圆圈汇在一起。古代中国近没有同等发达的文明。对于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中国采取了居临下心态的怀柔政策，一是为了维持和平，二是为了传播文明，三是为了满足虚荣。在历史的早期“怀柔”就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舜对十二牧十二州之牧（地方行政长官）。十二州是：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幽、并、营。早期的十二牧很可能是12个最大落的首领。他们的权力是对中央权力的有效制约。说：

在孟的时候，天下的观念将遇到挑战。齐国的家邹衍（前305-前240）的想法虽然被认为是闳大不经，却对后世的政治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他提了“五德终始”和“大九州”的观念。邹衍认为，每九州组成一个大九州，为海所包围；共有九个大九州，为更大的海所包围。这样，共有九九八十一州。邹衍论证说“赤县神州”（中国）只是八十一州之一。由此增添了“海内”的观念。余英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他说：

梁启超意犹未尽，不到一年，他又满怀激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