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不完全是军事力量，还包括外交。在战国中后期，六国缺少坚定的“均势”信念，各怀心思，贪图小利，听信说客，最终被秦国各个击破。在完成统一之前，秦国的军事优势持续了100多年，六国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战略。当时并非没有可以被归结为“均势”的考虑“合纵”与“连横”双方大体势均力敌。如果六国采取更加合作的外交策略，秦国也不是不可抵挡，但它们终究不能很好的合作，更彼此攻伐不已。以楚国为例，可见各国之间的钩心斗角，矛盾重重。公元前318年，楚、魏、赵、韩、燕合纵攻秦，以楚怀王为纵长。联军却不能过函谷关。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国，占据了南方的半壁江山。在张仪提出的土地诱惑下，楚国首先背叛了联盟，却没有得到秦国许诺的土地，反而在讨要时被秦击败。公元前301年，秦国与韩、齐、魏联合攻楚，斩首杀将，取楚之十六城。公元前299年，楚怀王不听劝阻，执意出访秦国，被秦人扣留。秦趁机伐楚，大破楚军。公元前297年，楚怀王从秦国出逃到赵国，但赵国不接受他，终于又被秦人抓了回去，第二年死在秦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楚之都郢今湖北江陵之纪南城，楚国都城多有称郢者，此为最重要的一个。，放逐中的屈原“眷顾楚国，心系怀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在绝望中投汨罗江而死。张仪等纵横家的言行记录在《战国策》中。《战国策》是后代策士们所辑。而纵横策术如同今天的推销术一样，往往夸大其词，甚至凭空编造。

在战国时期，东方六国不能团结一致，终被秦国各个击破。三国时，蜀与吴能够联合抵抗北方强大的魏。南北朝时，南方的陈朝上了北方北周的当，派兵北上与北周一起，于575年灭掉了北齐，分到了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土地。但陈朝很快在北周的进攻下失去了更多。公元10-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三国”时期，先后登场的有辽、宋、西夏、金、蒙（元），期间大多数时候同时存在的权力是三个。宋朝犯了东方六国的错误。宋地处南方，是军事力量较弱的一方，却总是与最强大的力量结盟。宋初因为燕云十六州与契丹辽国有过大战。北宋与金结盟灭辽（1125），然后金趁机南下，攻占北宋都城开封（1127），掠走徽钦二帝，北宋亡；南宋没有记取教训，伙同蒙灭金（1234），最后被蒙元所灭（1279）。1208年，西夏受到成吉思汗进攻，向金求援。金章宗的继位者卫绍王却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何患焉？”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21。转引自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215页。请注意，北方民族因南下而自称“中国”这表明中国仍是一个地理方位名词。当时金的都城还在今天的北京，后因蒙古的压力于1214年南迁至今天的开封——北宋时的都城。如果不是蒙元的征服范围太大，分散了兵力，西夏、金、南宋的灭亡时间可能更早。

拿破仑或希特勒没有成为欧洲的秦始皇，不能把欧洲统一于一个帝国，原因是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犯下六国和两宋的错误。它们能够抛弃成见和仇恨，联合起来对付有侵略企图的最强大国家。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基本原则虽然相同，不同的游戏仍有不同的规则。中国现在玩的这个游戏不是古代东亚的游戏。在记取古代教训之余，还应把主要心思用于研究在西方形成的规则上。

从1840-1945年的105年间，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英国首先以毒品和军舰打开中国大门，和法国人一起烧毁北京的皇家园林，又在南部边境吞食中国领土。法国虽然国势不振，也不放松努力，占据了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并北窥中国。俄国从西北和东北割去中国大片领土，在20世纪更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借用西方的意识形态闹革命早已有之，在19世纪有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在19世纪中叶，中、日同属欧洲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日本能够及时跟进学习，于1855年开港通商，40年后已俨然东亚一强国。日本在1895年先败中国，在1905年再败俄国，并琉球，占台湾，据朝鲜，割东北，海外扩张之势强劲。中国日益呈瓜分豆剖之状。

清末的局势非常无奈，中国的回旋余地很小。李鸿章“以夷制夷”“以夷制夷”在李鸿章时才形成一种均势安排。更古时代的“以夷制夷”一般不涉及权力平衡，是鼓励夷人双方互相牵制，结构比较简单。的政策是一种均势安排，对列强许以“利益均沾”“利益均沾”不是李鸿章提出的。但当时中国无力拒绝任何国家染指，列强实际上早已是利益均沾了。而使它们彼此竞争。那时的中国非常孱弱，李鸿章实在太被动，外有列强虎视，藩属尽失；内有太后垂帘，权贵掣肘。李鸿章甚至被抨击为“卖国”他“卖国”或许有之，但不过是哄抬物价，以使列强彼此竞价，或知难而退。他期望能避免强盗们一哄而上，强行把中国抢了去。庚子之乱（或八国联军）之后，列强军队彻底进入中国。中国幸免被瓜分和被殖民，实在与中国关系不大。英国为保住在华既得利益，鼓动美国提出“门户开放”而美国是后来者，需要先到的强国给予它对等机会，于是英美两国一拍即合。后来强盗们因为分赃不均，在欧洲打了起来，无暇东顾。中国暂缓一口气。但日本仍步步紧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最大威胁。在此期间，日本在东亚扩张的最大制约力量是美国。

在国内政治中，不识均势的后果是大一统专制制度的巩固。在权力斗争的态势比较明朗之际，人们或者倒戈，影从强者；或者放弃，隐遁山林，没有坚持国家利益的忠实反对派，而掌握大权的人也不能容忍异见，能接受一点批评已经是明君了。

中国不识均势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权力趋向集中。这其中有很大的地理原因，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夏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统天下的观念：尧“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于”叹美词。“变”由恶变善。“时”是也。“雍”和也。舜使“天下咸服”《尚书？舜典》。禹有“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尚书？大禹谟》。“奄”尽也，完全也。禹说：“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尚书？益稷》。“黎献”黎民之贤者。“时举”是举。“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尚书？禹贡》。从夏开始，权力越来越集中，从诸侯国（万邦）的数量不断减少可以看出来。均势安排中的权力是比较分散的，与大一统的格局不兼容，所以在中国发展不起来。在大一统的局势中，各国缺乏独立意识和长远目光，很容易贪小利而失大体。在大禹时期就已经有了朝贡制度的雏形，夏、商、周三代绵延不断。基于《禹贡》思想，汉朝试图扩大这个制度的范围。这就是朝贡体系，中国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朝贡体系发端于西汉与匈奴的关系，在明、清时达到顶峰。朝贡包括朝贡方的“称臣纳贡”和宗主方的“册封赏赐”两部分。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政治内容远大于进贡的物品，因此朝贡方把自己放在附庸或属国的位置上。朝贡体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这种“一头大”的制度在清末被西方入侵打破。即使能够维持下去，朝贡体系大概也不能带领东亚走向统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政治制度在清朝时已经日趋僵硬，文化和经济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大幅度倒退。当核心力量不能发挥引力作用时，系统必将走向瓦解，而不会更加聚合。

东亚的朝贡体系与欧洲的均势安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旦核心力量不能发挥作用，这个系统就将开始紊乱无序。从1840年代到1970年代，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战争，有欧洲国家的殖民战争，日本的侵略战争，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战争。除了日本是一个施害者之外，其余东亚国家都是被欺凌者。所有这些战争的重要的诱因是中国的贫弱和分裂。中国的衰弱不仅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地区权力真空，而且中国本身就是一块巨大诱人的“肥肉”引起列强的垂涎与争斗。这段历史证明，没有中国的强盛，就不可能有东亚（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中国是东亚的定海针。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是东亚的地理中心。这也是中国总是担心被包围的原因，而且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理由，苏联和美国都尝试过这样做。

以中国现在的规模和资源，在较小的东亚地区，各国无论如何排列组合，都很难形成对中国的均势，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对中国友善的国家。如果不努力制造均势，东亚地区就不会有战争。过去100多年发生在东亚的战争都不是本地力量对比失衡造成的。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不会被轻易否认。在日本强行实施殖民统治之前，高丽坚称是中国的附庸。日本的崛起是东亚的灾难。现在，没有外来势力，东亚就不会有均势。在一个地区制造对立可以给外来者带来操纵的机会。这是中国现在在东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清末列强均势下的中国

中国不识均势，但均势没有放弃中国。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列强表示没有反对，也没有接受。“门户开放”是一种均势政策。这是列强之间的均势，对于被“开放”者，仍是被宰割和瓜分，不过避免了沦为真正的殖民地。门户开放与欧洲均势同出一辙。然而，中国是“鱼肉”不是“刀俎”本不是均势中的力量。当年，英国是最大的全球帝国，在中国的利益最大。英国割占了香港之后，还据有长江流域，又从西南窥边。它不仅要和法国等老牌帝国争，还要和新兴列强（日本、俄国、德国，此外还有美国）抢。英国既要坚守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想要染指其他国家的在华势力范围，于是想出了“门户开放”的主意。这个倡议实在不便由在华利益多多的英国提出，英国转而怂恿新来到远东殖民的美国出面倡导，门户开放符合后来者的利益。唐德刚认为：

门户开放政策虽然失败了，它在列强之中却反映出一个列强“均势”（balanceofpower）的局面。任何强权在诸强相互牵制之下，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后行。满清政权就仰仗这点均势，又多活了十年。唐德刚：《晚清七十年》，29页，岳麓书社，2005年。关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之由来，参见本书2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