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同，特别是抽象的词。不过，在“事业”这个词上，中德语言在内涵上没有大的出入。这个事业是上帝的安排，人们必须服从。人们对来世的追求变成了致力于此世的事业。因此，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儒家一向是入世的，没有这个问题；佛教有过类似的世俗化转折。唐朝时，禅宗大师百丈怀海在江西创立了农禅，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身体力行“日给执劳，必先于众”《祖堂集》。北方有临济宗，一直传到今天。但总的说来，禅风在南方更炽盛。也许因为禅宗的改造（应该还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今天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难容忍懒惰和懈怠，也更具有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禅宗把“平常心”当作通往宗教觉悟与自由的途径，把日常生活作为宗教修行的手段。在传入中国800年之后，佛教出现了猛烈的世俗化。禅宗的“清规”与“新教伦理”有相通之处，都有入世的一面。

儒家一向注重民生，以口号和意识形态代替粮食不是中国的传统；同样，把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不是中国的传统。这些都是舶来品，倡导者有“全盘西化”之嫌。相反，在中国的哲学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监督着统治者的一切言行，惩罚他们的错误和罪孽，收回给他们的任命。“无常”的观念不是来自佛教，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在立国之初，周人已经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在战国时期，学者们从历史中了解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是史墨对赵简子说的话。到了元朝末年，总结为“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明史？章溢传》。章溢与刘基、叶琛、宋濂号为“四先生”四人一起初见朱元璋时，朱元璋提问：“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章溢说了以上引文，又接着说：“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他实际上在重复孟子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这种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的理论和道德依据，流传至今。中国人自古就不承认，打天下就能理所当然地坐天下，传子孙。

事业不是梦想，梦想不能代替事业。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完全理解天道之运行。伊曼努尔？康德指出了人类理性的两难困境及其限度；卡尔？波普尔揭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指出历史没有目标；从弗里德里希？尼采到后现代派诸家试图颠覆西方的传统价值，把人类从理性和科学中解脱出来。这些都说明了某一层面上的无常。量子物理的发现则证明了万事万物的不确定性。虽然无常是常，但无常也非恒久不变，否则无常也就成了有常。所以，佛家说：“今若无有常，云何有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中论？观邪见品》，龙树造，鸠摩罗什译。据此，无常其实是常态，无常不成其为无常。我们不应该执著于常或无常，应该以平常心待之，不要有分别心。

相比与儒家、佛家、物理学的理论，道家的无常思想可能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为它更接近日常生活。道家对待“无常”的态度是豁达的：“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庄子？秋水》。道家这样的境界，大概很少会有人表示拒绝吧，但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