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他说他在深圳等我；第二条是郑康平，直接就是大老板，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手里既有尚方宝剑又有敲门砖，不怕他不热情；至于那半条路嘛，是石大哥，虽说只是在飞机上偶尔认识的，但我对深圳早就有心，所以回来后特意给他寄去一斤上好的绿茶，他收到后还给我写了回信，明确表示欢迎我来深圳玩，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着去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她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她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元，她也是，加起来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想着“下海”了，不想着“下海”我就不会有今天这趟旅行了。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四十五，后来涨到五十，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三个月，每天七页稿纸，我写她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七页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两千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

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惟有“下海”那时候我们那里流行一个说法，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这种流行说法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儿童歌谣，有时不失预见性。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一说，报上甚至还不敢说中国有“失业”只是闪烁其辞地说“待业”可见“等待安排”就很有预见性。受这种有预见性的“歌谣”的鼓惑，我蠢蠢欲动，每天高度紧张地关注有关特区那边的一切消息。恰好在这时候，我的好朋友张一民下海去深圳了，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使我下定了决心。“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