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进教室时，穿一身黑色、樱桃色漂亮丝绸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扫地。她头发斑白，明显比她丈夫高出一个头，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马来人而不是日本人。她中止了扫地迎着我们走过来，尤索托先生简单地介绍了双方。在我看来，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样地深不可测，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话。接着尤索托先生建议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他(用法语)解释说这里刚刚腾空，原先是他儿子住的，现在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一个农场上千活。(在他公共汽车上的长期保持沉默之后，我竟因他能连续说话而无比欣慰，我兴高采烈地听着。)他又开始表示抱歉，因为他儿子房间里没有椅子只有几只放在地板上坐的垫子一不过我很快让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歪打正着。(事实上，我想我当时说了我憎恨椅子。我是那么的兴奋，如果他告诉我的是他儿子房间里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没准会高兴得轻喊一声的。我没准会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脚病，正需要每天在水里泡八小时的脚呢。)接着他领我登上一道吱嘎作响的木头扶梯，进到我的房间。爬到一半我相当有针对性地告诉他我是一个佛门弟子。后来我却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马来式晚餐仍然ＭＡＳＳＥ（粘成一团）像台电梯似的沿着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腾，就在这房间墙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妇中的哪一位开始在睡梦中呻吟起来。那呻吟又高又细，断断续续的，倒不像成年人发出的而是来自一个可怜的、发育不全的婴儿或是一只有残疾的小动物。(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规节日。我始终没弄清是先生还是太太发出这种声音，更不用说是什么原因了。)我躺在那里听着实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只垫子那里坐下。我盘腿坐了好几个钟点一边抽烟，抽完便在鞋底上压灭，把烟头放进我睡衣胸前口袋里。(尤索托夫妇不抽烟，因此房间里哪儿都没有烟灰缸。)我是在清晨五时才好歹入睡的。

六点半时，尤索托先生来敲我的房门，告诉我早餐六点三刻开始。他隔着门，问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说“Oul不错”接着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蓝色套服，我认为这套西服对一位教师在开学第一天穿挺合适，又打了一条我母亲以前送我的苏尔卡红领带——我都没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过走廊进人尤索托家的厨房。尤索托夫人正在炉前为早餐做鱼，尤索托先生穿着他的BV.D内衣和裤子。坐在厨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语报纸。他对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此时他们俩益发显得深不可测了。不一会儿，一盘说不上是什么种类的鱼放在了我的面前，边上浇了一圈细细的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结了的番茄汁。尤索托夫人问我，用英语——她的口音倒挺悦耳——我想不想要一只鸡蛋，可是我说：“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谢谢！”我说我从来不吃鸡蛋。尤索托先生将他的报纸靠在我的水杯上，我们三人就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其实是他们在吃而我则是在默不作声地机械式地强行下咽。

早餐用过，其实并不是非得马上离开厨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却换上一件无领衬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围裙，于是我们三人有点不大自然地排成单行步下楼梯进入教师办公室。在尤索托先生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摊放着一堆东西，是十来个还没拆开的、鼓鼓的牛皮纸大信封。在我眼里，它们几乎就是一些头发刚刚梳刷得整整齐齐的新学生。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该坐哪张桌子，那是房间里最边远、最孤零零的一张，他让我坐下。接着，夫人站在他身边，尤索托先生拆开了几个信封。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种方法检查区分各种不同的内容似的，他们还时不时用日语交换意见，而我则端坐在房间另一头，穿着我的蓝套服，打着苏尔卡领带，做出一副既警觉又很耐心的样子，而且还显得多少是这单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我从西服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把绘图软铅笔，这是我从纽约带来的，把它们放在写字桌桌面上，动作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报以一个很过分的想讨他喜欢的媚笑。接着，突然，对我连一个字和一个眼色都没有，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工作。这时大约是七点三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