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第一次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出现的时候，我对他只提及了几句。而现在——已如一位古人所说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使我了解了他整个的人生。

我同塔莱朗先生有些交往；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作为一个重视荣誉的人，我对他的友谊是忠诚的，尤其是关于蒙斯不和的事情上，当时我心甘情愿地为他破了产。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分担了他那些不快的事，莫布勒伊①打他耳光的时候，我很同情他。有一段时间，他用一种很雅致的方式想与我结交：有人看过他在根特给我写的信，说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住在卡皮西纳街府邸②的时候，他很殷勤地给我寄来了一个刻有奇怪玩意儿的图章，可能是根据他的星座刻的一个护身符吧。或许因为我并未滥用他的慷慨，而我没有挑畔他，他却成了我的敌人，只因我取得了几个与他无关的成功。他的言论流传于世界，这并不冒犯我，因为塔莱朗先生不会冒犯任何人；但他说话过于放肆，我因此也就开口说话了，既然他敢于评价我，那么他也就给予了我运用相同的权利来评价他的自由。

①参看第二卷的二百八五页，noteI。

②塔莱朗(Talleyrand)，当时任外交大臣。

塔莱朗先生的自大蒙蔽了他的眼睛：他把自己变成天才；他什么都弄错了，却自认为是预言家；他并非是预言未来的权威人士：不是“先知”而是“后知”由于缺乏眼光和觉悟，他没能像一位智者一样去发现些什么，没能像一个正直的人一样去评价些什么。当他从未料想到的好运降临的时候，他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但这仅是对他个人的。这种野心将与公共荣誉息息相关的利益变成了服务于私人利益的宝藏。由于歪曲或是失望，舆论界不断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创造了一批虚幻的角色，但从以上情况看来，塔莱朗先生不居其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出于种种原因，某些舆论还是会促使形成一个幻象的塔莱朗。

首先是国王、内阁、老外交部长、大使们。从前，这些人上了他的当，非但不能识破，还坚持要证明他们服从的是一个真正的权威。但他们却只是在向波拿巴的一个小学徒脱帽致敬罢了。

其次是跟塔莱朗先生有交情的前法国贵族成员，他们也为自己的队伍中有这样一个确实伟大的人而骄傲。

最后是那些革命者和缺乏道德的一代人。他们嘴上大骂，暗中却亲近贵族政府；这些独特的新信徒极愿接受洗礼，还打算学习他们的高雅举止。他们既否定了君王的魅力，又伤害了青年民主党人的自尊心：因为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事业是高高的，而贵族和教士都是可鄙的。

尽管了解真相会有些困难，塔莱朗先生也无力长久维持这个幻象了。即使是权力的扩大也不足以让他将欺骗说成是道德。人们把他看得太清楚了；他是活不下去了，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民族的观念，没有著名的举动，没有无双的才华，也没有有用的发现，更没有划时代的构想。他也缺乏美好的德行来使他永生；危难也不屑于赐给他荣誉；他在国外渡过了恐怖统治时期①，直到公众论坛都变成了候见厅时才回国②。

①一七九二年初至一七九六年九月，他曾在英国和美国小住。

②督政府时期。

那些外交遗留物显示出，德莱朗先生是个相对平庸的人物：你们从中找不到一件值得欣赏的东西。波拿巴统治时期的重要谈判中没有一场是他的政绩；单独行事的时候，他总是白白地错过了时机，或是抓住也被弄糟了。千真万确的，是他造成了当甘公爵的死，这滩血迹是抹灭不了的。得知王子的死讯，我远没有想过要去控告他，我对他太宽容了。

塔莱朗先生曾异常厚颜无耻地说出与事实相悖的言论来。在贵族院中，他就西班牙战争发表了演说。我在“维罗纳会议”上未对此作出任何评价。演说的开头庄严而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