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德国或希腊式软帽的年轻狂热的革命党人，面色苍白，目光冰冷，模样可怕，看起来就像是鞑靼人尚未投身凡体的先存灵魂①：他们时刻准备着闯入生命。他们的衣服如同战士的军装，又像是勇士身上血迹斑斑的衬衣：这是现实社会后面潜藏着的一个可怕的复仇世界。

①或许此处有段维吉尔的回忆，见《伊尼特》。

晚上，他们聚集在他们的头阿尔芒·卡雷尔的房间里；谈论掌握政权后他们如何执政，以及流血的必要性。他们开展关于恐怖时代的伟大公民的讨论、一些人拥护马拉，他们信仰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其他的人则崇拜罗伯斯庇尔，认为他是新世纪的救世主。圣·罗伯斯庇尔不是曾在一篇关于上帝的演说中讲道：“信仰上帝给人以对抗灾难的力量。”“断头台上的无辜令凯旋战车上的暴君也黯然失色？”刽子手装出上帝式的怜悯，这是灾难、暴政、断头台的制造者的眼泪，使出这样的伎俩为的是让人们相信他们只杀有罪的人，并且还是出于道德良心才这么做的；而那些犯人，早已料到要受惩罚，于是抢先一步在法官面前摆出一副苏格拉底的模样，竟然企图用他们的无知来威胁审判官！

呆在圣佩拉热对卡雷尔先生是有害无益的：与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关在一起，他反驳、痛斥和藐视他们，庄重地拒绝在一月二十四日装饰彩灯；同时，他也因痛苦而发怒，凶杀的诡辩总是萦绕在耳边，动摇着他的理智。

这些年轻人的母亲、姐妹、妻子上午过来照料他们，帮他们缝缝洗洗。有一天，我走在通往卡雷尔房间的昏暗走廊上，听到隔壁房间里传出一个迷人的女声：一位漂亮的妇人脱了帽子，散着头发在简陋的床边缝补着破衣烂衫；男人则跪在她的膝盖前，仿佛他不是菲力普的囚犯，而是女人脚前的奴仆。

从监狱出来后，卡雷尔先生转而来看我了。就在去世的前几天，他给我拿来一期《国民》报，上面刊载着一篇他颇费了一些心思写的文章，是关于我的《论英国文学》的，文章引用了我的书的结束语，并大加赞赏。自从他死后，人们把全部由他亲手所写的这篇文章送交给我，我将它作为他友情的象征保存下来。“自从他死后！”我用了什么样的字眼呀，自己居然还没有意识到！

尽管对未设立侵犯荣誉罪的法律强加了补充条款，但是决斗仍然是令人不快的，尤其是当它摧毁了一个满怀憧憬的生命，而且它使社会失去了一位一个世纪的某些观念和某些事件才能造就的旷世奇才的时候。就在昂吉安公爵①倒下的森林里，卡雷尔也倒下了：大孔代的孙子的亡灵目击了这位杰出的平民之死，并带走了他，这座死亡森林两次让我落泪：至少我对这两起事故是充满了悲痛和同情的。

①他在万森森林与埃米尔·德吉拉尔当的决斗中被杀。决斗的原因仍不清楚：这两位记者曾进行过言辞激烈的笔战，但也可能其中还有个人原因。

在别的决斗中，卡雷尔先生从未想到过死，但这一次他预先考虑到了：他利用夜里的时光写下了遗嘱，仿佛他早已知道了决斗的结果。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早晨八点，他步履轻盈地走进了绿林中，小扈还在那里戏耍。

到了测量好的距离，他步伐敏捷，毫不躲闪地就开了枪，仿佛这是他一向的作风；似乎大的灾难从不会降临于他。奄奄一息的他被朋友们支撑着走过也受了伤的对手身旁时，他反而还对他说：“先生，很痛吧？”阿尔芒·卡雷尔就像一位大无畏的勇士一样平静。

二十二号很晚我才得到消息，二十三号早晨我赶到圣芒代：卡雷尔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心急如焚。我想进去见他，但医生提醒我，我的出现会让病人情绪过分激动，而这将抹灭大家尚存的一丝希望。我只好沮丧地却步。第二天二十四号，当我再度准备去圣芒代时，在我之前派去的亚森特来告诉我说：不幸的年轻人在经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后，已于五点半离开人世：他就这样把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支付给了一场毫无希望的决斗。

葬礼于二十六号(星期二)举行。卡雷尔先生的父亲和兄弟从鲁昂赶来。我在一间小房子里找到了他们，同时在场的还有我们刚痛失的先生的三四个密友。他们拥抱了我，卡雷尔先生的父亲对我说：“阿尔芒本可以同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样是个基督徒：只要再过几个小时，指针就会指向十二点了。”没有在病床上见上卡雷尔先生最后一面将成为我永远的遗憾，如果能在他弥留之际挽留他片刻，让指针指向基督徒的时刻再让他离去的话，我也就不会抱憾终身了。

阿尔芒·卡雷尔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反对宗教：他确实存在怀疑，但当人们一旦从坚定的不信教转向犹豫不决时，他也就接近确信了。就在去世之前不几天，他说道：“我会用整个生命去换取另一个信仰。”得知索特莱先生自杀的消息，他写下了这样雄浑有力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