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年代的人，另外，想着我年轻的王子的牺牲，并不是为了我：亨利五世去世后，没有孩子，我将对法国的君主制一无所知。

我任自己走进了梦境：我料想抓住亨利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就方法而言，我置身于凌驾在我们之上的秩序中；这一秩序对于飘渺而崇高的时代来说是很自然的，今天它只是一种小说中的赞美，这就是我当时发表意见时所讲的，他回到了十字军东征时代；然而，我们实实在在地处于正逐步减少的人道主义的现实悲剧之中。这就是灵魂的处置，亨利五世发现了在内部对法国的冷淡，在外部对王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他必须绝对服从，他得同意等待事情的发生，至少，他决定了一个我们不会忘记的烙下了名字的冒险家的角色，他必须回到一系列平庸的事实，而不是每次让自己承受过重的负担，让各种困难将他重重包围。

波旁王朝能够在帝国灭亡之后一统天下是因为他们成功地继承了专制制度：试想，完全自由已没有利用价值以后，亨利由布拉格迁往卢浮宫，法兰西民族从内心里不喜欢这种自由；但她崇尚平等；她只推崇一切为自己，和由自己掌管一切，她的虚荣心规定自己只做那些非做不可的事。《宪章》想把本已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古代法兰西和现代法兰西统一在一种法律之下，但却前功尽弃；怎么，当偏见已经产生的时候，您怎能让这样和那样的法兰西相互谅解呢？您不可能在众目睽睽无可争议的事实面前重新找回原来的思想。

就激情和无知而言，波旁王朝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罪魁祸首；旧的职位的复位是城堡统治机构的重建，波旁王朝是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元凶，我完全有理由对此抱怨连连。没有什么比这些指控更荒谬了，时间被人遗忘，事情也大部分变了质。复辟王朝①只是在第一次遭到入侵时利用了一些外交手腕的影响。众所周知，人们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王朝，因为我们已和波拿巴在夏蒂荣谈判；只要他愿意，他依旧是法兰西的皇帝。由于他天性中的顽固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选择了那时的波旁王朝。帝国的少将先生，参与了当时的交易；我们在《亚历山大的生活》②中看到一八一四年所签订的巴黎协定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①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一八一四—一八三○年)。

②见《维罗纳》的“亚历山大，他一生的缩影”第一章。夏多布里昂在此是要说明，由于亚历山大，法国才没有在一八一四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一八一五年，问题不再是波旁王朝，他们在第二次入侵中不再搞掠夺协议了：这些协议的结果导致打破了违反厄尔巴岛的放逐令。在维也纳，他们声称只针对一个人来结成联盟；他们既不打算把任何形式的主人，也不企图把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加给法兰西。亚历山大甚至向国会提出路易十八以外的其他君主。来自杜伊勒利宫的路易十八并不急着盗走他的王冠，他不会君临天下。一八一五年的协定可恶至极，完全是因为我们拒绝听取王位继承权的慈父般的声音，正是为了让这些协定化为灰烬，我才预备在西班牙重建我们的权威。

我们仅仅在埃克斯·拉·夏佩尔国会上找到了主旨；联盟国已经商定要夺去我们的东部和北部的省份：黎塞留先生从中进行干预。沙皇同情我们的遭遇，十分公正地在黎塞留公爵的面前拿出法国地图，并在上面划出了最后的国界线。我曾亲眼见到蒙卡尔姆夫人手中的这张斯蒂克斯地图，她是尊贵的谈判者的姐姐。

法国就像过去那样被占领了，我们坚固的国土上站着外国的卫戍部队，我们还能坚持到底吗？一旦各省被剥夺了武装，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在敌人的征服下呻吟叹息呢？拥有一位来自新家庭的君主，一位临时的王子，是不会受到人们尊敬的。在联盟国中，有些人在庞大家族的气势面前退缩了，其他人则认为，在已过时的强权政治下，王室丧失了它的能力，不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科贝特自己在信①中也持相同看法，这是一种无形的、奇异的徒劳无益，如果我们仍是古老的高卢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我们最痛恨的血腥。这种鲜血，是八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法兰西血管里流淌着，是这种鲜血把法国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且拯救了她。为什么要顽固地、没完没了地否认既定事实呢？人们滥用胜利反对我们，就像我们曾滥用胜利反对欧洲那样。我们的军队曾挺进俄罗斯；他们后撤时带回了在他们前面逃跑的士兵。行动，再行动之后，就是法律。这对波拿巴的耀眼光芒丝毫没有影响，孤立的光芒保持着其统一性；这也无损于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尽管这种自豪感盖满了我们旗帜，横扫欧洲的滚滚征尘。在过分公正的困扰下，在万恶之中找出真正的原因是没有用的。远不是由于这种原因，而使得波旁王朝成为我们的梦想，使得我们四分五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