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坛的帷盖上有一个精致的钟，尖尖的就像一顶主教帽；钟的内部有一个中心，一个石头的带有水泥图案的螺旋拱顶绕其旋转。一些穿透出来的对称的针好像是为了支撑一些大蜡烛。当主教在节日布讲传道时，这些蜡烛照亮着他的三重冠。我没有看到教土们的司仪，却见到了一些在花岗岩的叶饰上跳跃着的小鸟：它们在庆贺第五个创造日赋予它们声音和翅膀的上帝的话语。

中殿空荡荡的，教堂祭台周围有一些小伙和姑娘分成两群在聆听教诲。

宗教改革(我已经说过)错误地渗透到天主教的建筑物中，在这点上它是卑微可耻的。这些高的柱廊需要众多的神职人员。豪华的仪式、圣歌、油画、装饰物、丝绸的帷幕、打褶帷幔、花边、金银、祭坛的灯、花和香火。耶稣教枉讲了它回归了原始的基督教，这些哥特式的教堂说明它已背叛自己的祖先：这些耶稣教徒，这些奇迹的设计师们，是和路得和加尔文的后代不同的人。

一八三三年五月十九日

布莱尼姆——路易十四——海西森林——野蛮人——多瑙河源头

五月十九日中午，我离开了于尔姆。在蒂兰根，因为马匹缺乏，我在大街上逛了一个小时，作为消遣我看着筑在烟囱上的鹳巢，好似雅典清真寺的尖塔：很多麻雀无礼地将它们的巢建在安详的“长颈皇后”寝宫里。鹳的下面，住在二楼的一位妇人，在半卷的百叶窗的阴影中注视着行人；这位妇人的下面是一个放在壁龛中的木制圣徒。圣徒将匆忙地从壁龛走向大街，妇人从窗边走向坟墓：那么鹳呢？她将飞走：这三层楼便将如此完结。

在蒂兰根和多挪维慈之间，我们穿过了布莱尼姆战场。莫罗军队的脚步丝毫也未能抹去路易十四军队的脚印。在这方土地，伟大国王的失败胜过伟大皇帝的成功。

为我驾车的马车夫是布莱尼姆人，驶近他住的村庄时，他吹响了小号：也许他在告诉他喜爱的农女他打这儿经过；她会在田地间喜不自禁，而在这田野里，法国二十七个营和十二个骑兵连成了俘虏。纳瓦尔军团，我曾有幸穿过这个军团的制服，在凄凉的号角声中埋葬了他的军旗：这里是世纪更替的共同之所。一七三九年共和国从莱尼姆大教堂拿走了一七○四年君主制时拔掉的旗帜，它为王国复仇并杀死了国王，它砍掉了路易十六的脑袋，但仅仅只是让法国撕掉白旗。

一直到被拿破仑胜利的湍流冲饰成的沟底去找寻记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感受到路易十四的伟大的了。这位君王的东征西讨给我们国家留下了保存至今的国境线，布里埃内的学生，他合法地挥着一柄剑，将欧洲一段时间监禁在他的前厅；但欧洲从中走了出来：亨利四世的孙子将这同一个欧洲置于法国的脚下：欧洲仍保留着。这并不意谓着我将拿破仑和路易十四作比较，他们有着不同的命运，分属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一个结束了一个世纪，另一个开辟了一个天地。我们可以用蒙田评论恺撒的一句话来说拿破仑：“我原谅胜利没有能够摆脱他。”

我和佩尔迪埃一起看到的布莱尼姆城堡的不相称的墙毯，表现了塔拉尔无帅向马尔博鲁公爵脱帽献媚。塔拉尔仍然是老勇士的红人，他曾在伦敦被监禁，在安娜女王心目中，他击败了曾经在布莱尼姆战胜过他的马尔博鲁而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①，按照圣西门所说的：“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眼中略带嫉妒，目光炯炯，充满狡黠的人，却因其野心而不断被魔鬼击败。”

①塔拉尔(Tallart)不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而是科学院院士。

我在马车上写历史：为什么不？恺撒在轿子上做得很好；如果他赢得了他所写的那些战斗，那么我也没有输掉我所说的那些战斗。

从蒂兰根到多挪维慈是一块富饶的平原，高低不平，麦田和草地错杂其间。随着道路和河流的蜿蜒曲折，我们离多瑙河忽远忽近。在这个高度，多瑙河水像台伯河水一样，仍然呈黄色。

您刚走出村庄，便会看到另一个村庄；这些村庄洁净而怡人，房子的墙上通常有一些壁画。随着我们走近奥地利，一些意大利的特征呈现出来：多瑙河的居民不再是多瑙河的农民。

他的下巴畜着浓密的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