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断地惊讶于一些事件，”我说过“人们总是设想最后一个到达，革命总是重新发生。那些四十年以来为了按期到达而在行进的人们呻吟着：他们以为能在他们的坟墓边坐几个小时；妄想！时光鞭挞着这些气喘吁吁的旅行者并且逼迫他们前行。自从他们上路以来，多少个君主政体在他们脚下垮台！刚刚避开这一连串的崩溃，他们又被迫重新穿越瓦砾和灰尘。哪个世纪才将看到这场运动的尽头？”

“注定要经历一些不堪回首的日子的那几代人，天意希望他们年幼，以使损害变得微小。因此我们看到一切都失败了，一切都中止了，没有人依然如故，没有人能把握自己全部的命运，每一个事件都不产生它所包含和应产生的东西。年迈的人渐渐地死去；他们将有继承人吗？帕尔米勒遗迹只剩下一片砂砾。”

从这个总的意见到特殊的事例，我在辩论中阐明我们可以用任何措施来帮助贝里公爵夫人应诉，将她视作警方、战争和国家的犯人，或是向议会提出一个叛国罪法案，使她适用于法律范畴，并对她采用布里克维尔特别法，或是采用法典的普通法，就可将她看做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大臣们支持第一种意见，七月王朝人士赞成第二种意见，保皇党人则同意第三种意见。

我看了各种假设：我表明如果贝里公爵夫人南下来到法国的话，仅仅是因为她听到了要求另外一个现在，呼唤另外一个未来的意见，并在此深深地被吸引。

背叛了民众的初衷，七月革命摒弃了光荣而迎合了耻辱。对于那些心灵无愧于容纳自由的人来说，自由已变成那些嘲笑叫喊者讥讽的对象，这个卖艺者们用脚相互踢来踢去的自由，这个被特别法玷污而被压制的自由，将沮丧地把一八三O年的革命变成了一声无耻的欺骗。

就此，为了解放我们每一个人，贝里公爵夫人来到了。命运背叛了她，一个犹太人①将她出卖，一个大臣则买下了她。如果人们不愿由警方来起诉她，那么只有将她递交到刑事法庭。我也是如此假定的，我已经安排好了公爵夫人的辩护人；然后，让辩护人发言之后，我对原告说：

①德斯用十万法朗作交换，向警方报告了公爵夫人在南特的藏匿住所。参见雨果的黄昏颂歌，《致出卖一个女人的男人》。

“律师，请起立：

请您博学地证明西西里的卡罗利娜一费迪南德，贝里的遗孀，奥地利已故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卡佩的遗孀)的侄女，反对被视作亨利孤儿的叔叔及监护人的罪名成立；根据“被告”诽谤性的言论，所谓的叔叔和监护人也许是被监护人王权的掌握者，被监护人无礼地坚持认为自从以前的查理十世，前任王太子让位以来，一直到法国人选举国王之日为止，他曾经是国王。

作为您辩护的依据，法官们应首先让路易一菲利普作为原告的证人或被告的证人出庭，好在作为亲戚他没有拒绝出庭。然后法官们要让大叛徒的后代与被告对质；要撤旦附身的伊斯卡里奥特——像犹大出卖了耶稣——说说他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多少钱财，等等。

然后，根据专家关于现场的鉴定，将证明被告在一个四个人几乎不能呼吸的狭窄的空间里，被用火刑拷问达六小时，却把被审讯者轻蔑地说人们在对她打一场圣罗朗①的战争。然而，卡罗利娜一费迪南德，被她的同谋者挤靠在灼热的板上，火焰两次燃着了她的衣服，而宪兵在外面每一次敲打三角形的壁炉，振动便刺激着这个只犯有轻罪的人的心，使得她大口吐血。

①影射圣·罗朗的烙板。

然后，面对着耶稣的画像，人们将烧坏的裙子作为罪证放在桌上：因为在这些犹太的交易中，必须总是碰巧有一条扔掉的裙子。”

当他们相信已经让她名誉扫地时，一纸授权文书便让贝里公爵夫人获得了自由。我所作的辩护让菲利普感到了公众评论的可憎，促使其决定采取他认为已经让她经受了折磨后的赦免：这些异教徒，在严酷的统治下，将一个新近释放的年轻女基督徒扔进了兽群中。今天我这本只剩下几句话的小册子，有了重要的历史结果。

在我文章最后斥责的同时，我仍深深抱着一种同情，这就是，我承认我流了很多泪。

“卓越的布来的被囚禁者，夫人！您英勇地出现在一块懂得英雄主义的土地上，引导着法国对您重复着政治自由赋予我权力所说的那句话：夫人，您的儿子是我的国王！如果上天还给我一点时间，在荣幸地目睹您的不幸之后，我将看到您的胜利吗？我将收到我信义的这笔租金吗？当您幸福归来时，我将快乐地在隐退中结束流亡的日子。哎呀！我非常遗憾对您现在的命运我却无能为力！我的话语围绕着您监狱的墙壁无用的飘逝：风声、涛声和人声，在僻静的堡垒的脚下，甚至不能把这些最后的忠诚的话语送达给您。”

一八三三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