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中世纪的纪念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建筑艺术之神已死，人们只能在思想上建些哥特式的陈旧东西。

另一方面，被中庸政府窃取了共和国胜利果实的七月革命的英雄们，宁愿胜利后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也巴不得与卡斯洛派联合起来以报复共同的敌人。梯也尔先生在大肆吹捧了他奉之为自由、胜利和神圣的事业的一七九三年的体制后，其幼稚的想象力在只有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到其火焰在火灾中燃烧起来了。这些恐怖、丑陋而滑稽的伪劣作品是自由在时间上的倒退，同时又是对历史、时代和人类的贬责，它妄想让世界从断头台剑子手中逃脱出来后又不得不后退到苦役犯看守们的鞭子中去。

为了养活那些愤愤不平的人，即那些被打发回家的7月革命的英雄或无家可归的战士，得花钱：政府到处在搞钱。卡洛斯派的人和共和派的人在巴黎的各个角落里与人秘密交谈，这实际上是警察派出的密探，从俱乐部到仓库，都在宣讲他们的平等与合法性，有人把他们这些做法告诉了我，我是坚决反对这样做的。两派都想在某个胜利时刻担任领袖。一个共和派的俱乐部差人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共和国主席一职，我回答道：“当然可以，先生，不过得在德·拉·法耶特先生之后。”德·拉·法耶特将军是当时人们认为谦虚而合适的人选。他有时去雷卡米耶夫人家里，我对他的《最好的共和国》一书颇有微词。我曾问过他：在幼主未成年期间，他宣布自己是亨利五世或是法兰西真正的总统是否会要好些。他对此心领神会，并把这当成一个玩笑，因为他是我一个很要好的伙伴。每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要说：“啊！您又要同我吵架了。”我想让他明白只有他才会上他的好友菲力普的当。

在这动荡不安和怪诞不经的时候，我家里来了一位乔装打扮的不速之客，他头上戴着狗牙根似的假发，鼻子上架副墨镜，将一双不戴墨镜显得更好看的眼睛遮蔽了起来。他口袋里装满了汇票，并拿给我看；得知我要卖掉房子和打点行装，他主动提出为我效力。我禁不住嘲笑起这位先生来(这是一位风趣而足智多谋的人)，他自认为是为了正统派而不得不来买我的房子的。他太心急了，以至看见我满脸不屑时反倒退缩了。他给我的秘书写了这样一封短信，我还保留着它。

先生：

昨天晚上我有幸见到了夏多布里昂先生，他以其惯有的仁慈接待了我。然而，我认为我发现他并没有什么要舍弃的。请您告诉我，是什么使我失去了我看得高于一切的他对我的信任。如果有人对他说了我的种种不是，我并不怕把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世，并且随时准备回答别人对他可能说过的一切问题：他遭受阴谋家的暗算太多，以至不想听听我的申述就给我下结论。有些胆小鬼也如此这般，不过终将会有一天看清那些忠诚之士的。他对我说过，不用我去介入他的事务，我很伤心，因为我宁愿相信他的事务已按他的意愿处理好了。我几乎有些怀疑是什么人让他改变卖房的主意的。如果我那时能谨慎一些，我就不会在您那特好的老板家里受到冷遇的。总之，我对他的忠诚会一如既往，您可以再一次向他肯定这一点，同时请向他转达我对他的崇高敬意。我敢说，他能了解我、判断我的那一天一定会来。

顺致崇高的敬意。

亚森特在我的授意下，回复了这封信：

我的老板对给我写信的人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他只想超脱一切，不想接受任何恩惠。

不久之后，灾难发生了。

你知道普鲁韦尔街吗？那条狭窄、肮脏、拥挤不堪的破街就在圣厄斯塔什和菜市场附近。有名的第三饭店夜宵部就在那儿。食客们身带手枪、匕首、钥匙，酒足饭饱之后，他们拥进卢浮宫画廊，两旁陈列的杰作被抢的抢，砸的砸，一直持续到深夜。他策划得很浪漫，仿佛回到了十六世纪，回到了博尔吉阿时代，回到了佛罗伦萨的梅迪西时代和巴黎的梅迪西时代，回到了类人猿的时代。

二月一日晚上九点，我正准备上床睡觉时，一个十分虔诚的男子和那个揣着汇票的家伙敲开了我在地狱街的房门。他们告诉我说，一切准备就绪，两个小时之后，路易·菲力普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来是想打听我是否愿意做临时政府的首脑，如果我同意，就根据摄政准则，以亨利五世的名义，推我担任临时政府最高领导人。他们承认事情很棘手，但我可以享受更高的荣誉，而且因为我对所有党派都适宜，所以是法兰西担任这个职务的唯一人选。事已燃眉，只有两个小时来决定我是否走马上任！只有两个小时来磨砺那把我一八○六年在开罗买的大军刀！然而，我并不觉得为难，我对他们说道：“先生们，你们明白我向来不赞成这种举动，这在我看来，太不可思议了。假如我要插手，我自然会分担你们的风险，而不会待到胜利之后来坐享其成的。你们明白，我酷爱自由，但很明显，从你们这次事件的领头人来看，他们是不讲任何自由的，他们一旦在战斗中赢得了主人的位置，他们马上会开始建立专制政体。不会有人，尤其我不会去支持他们的计划；他们的成功只会导致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外国则会利用我们的不和来肢解法国。因此，我对此不能涉足。我敬重你们的热心，但我的热心不是同一个性质的。我要去睡了，我建议你们也去睡吧。我担心明天早晨会听到你们的朋友的不幸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