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一八八一—一八九六年间的罗马皇帝。

一八二九年二月七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关于莱昂十二世之死

伯爵先生：

教皇陛下突感其旧疾恶化，生命危在旦夕，现已下令停止一切演出。我从当国务秘书的红衣主教家里出来，他本人也生病，他对教皇能活几天不抱希望。在这种时候，失去一位如此开明和温和的教皇，对基督徒，尤其对法兰西，会是一个真正的不幸。我以为，伯爵先生，国王政府必须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大事以事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才好。因此，我从驿站发了一封信到里昂，内有我写给罗纳省省长的一封信，还有一封要他转交给您的快件，另外一封我请他让信使带给您的信。如果我们真的不幸失去了教皇陛下，我将另寄一封信到巴黎告知您一切细节。

我谨…

一八二九年二月九日星期一于罗马

又及：

现在已召开红衣主教团体大会，禁止当国务秘书的主教发放通行证给驿站。所以，在教皇逝世时，我的信使只能在红衣主教团的信使出发后才能出发。我曾想派人带上我的快件去托斯卡纳的国境线寄发，但由于路状大糟，又没有马匹可租，这个计划行不通了。被迫在罗马等待消息，这简直像坐牢一样。我一直希望通过电报能让您比阿尔卑斯山之外的其他政府提前几个小时知道消息。不过，还可以这样办：寄给教廷大使的信件肯定比我们的要快，可以让他经过里昂时，把电报亲自交给您。

写于晚上八点

又及：

教皇刚刚断气。我的信使已经出发，几个小时后，使馆随员蒙特贝洛伯爵随后就到。

二月十日，星期二，上午九点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约两个小时之前，我寄了一封快信到里昂，告知您教皇逝世这个突然而不幸的消息。现在我让大使馆随员蒙特贝洛伯爵先生带给您一些必要的细节。

教皇死于痔疮发作。血流到膀胱受阻引起滞留，医生试着给他导尿以减轻其痛苦。听说教皇陛下可能是在手术时受了伤。不管是不是这样，在忍受了四天的折磨后，今天早晨九点正当我到达梵蒂冈时，莱昂十二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个大使馆官员曾在梵蒂冈过夜。我的第一封信告诉了您，我无法在教皇逝世前获得驿站的通行证。

昨天我去看望了当国务秘书的主教，他的痛风正强烈发作。我同他就我们受到的威胁的不幸的后果谈了很久。我为教皇的逝世深深叹息。他性情温和而又通晓欧洲事务，这对平息基督教情绪极有裨益。图务秘书回答说：“这不仅仅是法国的一大损失，对罗马国家也是你们所想象不到的巨大打击。我们各省的不满情绪和痛苦是巨大的；红衣主教们认为往后应实施稍微有别于莱昂十二世的另一套计划，他们等待着看他们怎样摆脱出来。至于我本人，我的职能随着教皇的生命而停止了，我没有什么要自责的。”

今天上午，我又见到了贝内蒂主教。他确实已停止了国务秘书的职务，他又向我重述了昨天说的那些话。我要求他在教皇选举会闭门谢客之前再见他一次，我们约定将讨论选择一个可继承莱昂十二世温和主义的新教皇，我将有幸向您汇报我所得知的一切消息。

也许教皇的死和贝内蒂主教的下台会令那些反对马蒂尼亚克法令的敌人欢欣鼓舞，他们会把这一不幸的事件称为上天的惩罚。从几个在罗马的法国人脸上，很容易看出这种思想。

我对教皇的去世倍加悼念，我曾有幸赢得他的信任。在我到来之前，人们蓄意使他对我产生偏见，但这些偏见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在任何场合下，公开地、明确地表明他对我的尊重，他给我带来了荣誉。

伯爵先生，现在请允许我解释几件事。

在庇护七世逝世时，我是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文件盒里，如果您想了解的话，您会看到我同德·拉瓦尔公爵交往的结果。惯例里，教皇逝世之后，派遣一位特使，或通过给红衣主教团的新的文件任命一个常驻大使。这是我给新故的路易十八陛下提的最后一个建议。国王会任命一批他所认为最能胜任其职的官员。四个法国红衣主教曾来罗马参加莱昂十二世选举，法国今天有五个红衣主教，这在教皇选举中，当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票数。伯爵先生，我等待着国王的命令。负责向您递交这封信的蒙特贝洛先生，将听从您的调遣。

有幸为您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