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文硕出了佛舍，又命门外的白热管家引路再送，自己返身回去，一没有念经，二没有恬淡，一把抓起谕旨，迅速溜了一遍，安静得几乎没有呼吸，真像驻藏大臣希望的那样禅坐如木、修行成石了。

摄政王迪牧活佛的禅坐持续了一天一夜，此间他不闻不问，不吃不喝，闭关辟谷了似的。他在这个时候打坐，就是想在和神的对话中澄然入静，滤清思想：到底怎么办？

但忿急还是没有消尽，他激流似的思绪里，仍然是不驯顺的波狼：朝廷，皇上，怎么可能下达这样的谕旨呢？

洋魔的灭绝佛教，成了我们的昏愚顽梗；英人的入侵西藏，成了我们的自蹈血河之灾。真正岂有此理。既然“英人入藏，志在通商”怎么又要让我们“礼让英洋，迎迓耶教”？什么“两神齐天，双日照临”分明是水火交锋，水大则火灭，火大则水干。连小孩都明白的道理朝廷怎么不明白？当然不是朝廷说变就变，出尔反尔，而是驻藏大臣文硕骗了他：什么“不取坚硬接仗、迎面对敌、阵地固垒之法”什么“分散伏出，游击无常，中途拦打，迂回敌后，截其粮道”什么“宜退不宜进，明退暗不退，以柔克刚，饿死远来之敌”都是文硕自己的主张，朝廷从来没有过抵抗的意图。这个文硕，好大的胆子，如此矫命伪诈，难道就不怕丢了乌纱掉了脑袋？加巴索！

又寻思：文硕为什么要这样？为了大清朝的国土，为了西藏，为了我？可不是吗！坚决抵抗，不正是他摄政王和僧俗集团的希望？这么一想，迪牧的情绪渐渐平和了，意识到现在不是推诿、责怪、怨恨的时候，关键是要确定当下的目标：怎么办？是继续抵抗，还是就此放弃？是听朝廷的，还是听驻藏大臣的？或者谁的也不听，就听自己的？

啊，自己的，自己有什么主意？他苦苦思考着，在忠于朝廷和忠于自己之间无数次地穿梭，似乎听到“哗了”一声，头发白了，眉宇间耸起的川字再也平坦不下去了，额头的皱纹变成了西藏的山川。他长吐一口气，发现又是一天一夜。

摄政王迪牧把白热管家叫来，吩咐他通知三大寺：即刻选派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边境照会英军，据理退兵。并联络哲孟雄、布鲁克巴、廓尔喀三国，商谈共同打击英军事宜。代表团的统领由驻藏大臣委派，代表选出后，应尽快前往驻藏大臣官邸集中。迪牧想用这个办法试探驻藏大臣文硕，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抵抗呢，还是奉承朝廷的意图，退堂鼓一打，云端里看厮杀去了？若是前者，那就是责任是非各担一半，朝廷的怪罪就不能只冲摄政王我来。若是后者，那我就只好担山担水一肩挑，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但不管前者还是后者，他都必须把西甲喇嘛立即抓起来处死。

他已经知道西甲喇嘛在前线的所作所为，追踪西甲的丹吉林陀陀隔三岔五就会有报告，这些报告经过白热管家的手来到了他面前，让他越来越说不清为什么迄今为止西甲喇嘛还活着。但是现在，处死是必须的了，当作为摄政王的他已经知道朝廷惧怕英人、不准抵抗的态度之后，边境依然进行的战事就只能由别人承担责任，这个人非西甲喇嘛莫属，至少可以用来敷衍塞责朝廷，暂时抚慰皇上皇太后，争取时间，以待机变：赶快把异教洋魔赶出西藏。

迪牧希望这样一个结果：既能把英人异教赶走，又不得罪朝廷。唯一的办法是，让英人意识到西藏是一块啃不了的骨头，知难而退。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给朝廷施加压力，朝廷也就不会怪罪到西藏头上、摄政王头上了。所以，传令丹吉林陀陀立即抓捕处死西甲喇嘛之后，他又派快马使者向前线总管俄尔噶伦送去了亲笔写就的催战箭书，大意是能胜则速发义兵，就像狂风扫雪，把洋魔从大高原扫到英吉利海上去。不能胜怎么办？他没说。没说就是不能不能胜。

快马使者刚走，就有驻藏大臣官邸的人前来报知：三大寺代表团已经出发了。

摄政王问道：“文硕大人派了谁做统领？”

回答说：“没派谁，文硕大人自己去了。”

摄政王一愣，原来文硕是说他自己呢：“此统领驿马脾气，说走就走。”文硕为什么要自己充当统领？明明他已经在风口狼尖上，却还要引火烧身？难道他真有办法据退英人异教，上慰朝廷下抚藏民？但不管驻藏大臣此去有何结果，对他摄政王都是有利的，就等于文硕至少把一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他心里突起一丝感激，这个文硕，和以往的驻藏大臣不一样，倒是个一心为了西藏的干才。

摄政王觉得文硕的好心应该得到回报，便把白热管家叫来，吩咐他，从丹吉林派一个七品俗官汉餐大厨师，派一个五品僧官藏餐大厨师，再去雪村拣选一位漂亮能干的姑娘。驻藏大臣文硕是俗世之人，从北京孤身远来西藏，自然需要女人照顾。又写了亲笔文书：沿途各宗谿官民，一律按达赖喇嘛和摄政王出行规格，给文硕大臣供奉食宿和支派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