咂奶一样嘴对着嘴。对我的报告校长显得十分吃惊，呆愣了一会，便在本子上认真记下了我的话。

我至今仍然相信，在母校“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由我点燃起来的。半年后学校召开了第一次批斗会。用一百多张课桌拼凑起来的台子上，贺老师挺挺地独立着，面对操场上黑压压的学生。首先发言的校长慷慨激扬，无数次地挥舞胳膊，无数次地重复我报告给他的贺老师和唐老师那次幽会的时间、地点以及情节发展，无数次地称贺老师为大流氓、大嫖客。他的发言还没完，唐老师就跑到台上，突然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也不是好东西。你猥亵我，还想强奸我。你把我关在你的办公室里想摸我，没摸成就掐我的屁股。马上有人起哄，马上有人站到台上呼出了打倒我校最大的走资派的口号，马上有人扭住校长的胳膊，推他和贺老师站在一起。

学生们乱了，纷纷朝前跑去，也不知要去干什么。而我却原地站着，静静咀嚼灌进我耳朵的几个词汇。强奸我懂，猥亵呢？大概就是威胁吧。最神秘的还是嫖。嫖是什么意思？我不会写这个字，想来想去便和平时所说的瞟一眼联系了起来。女人是不能瞟的，瞟女人不仅可耻而且有罪。我想我曾经注意过唐老师圆溜溜的屁股，便有了一种被人指责为瞟客的不安。我害怕我是瞟客从而成为斗争对象，下定决心再也不去用眼光碰女人的身子。这是那次斗争会给我的最深刻也最直截了当的启发。以后几年中，我养成了不敢看女人的习惯。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女人从我面前经过，我就会低下头或者干脆闭上眼。久而久之，尽管世上女人众多，但我忘记了她们的模样，甚至无法在脑子里描绘她们的概貌及其轮廓，更不要说细部了。偶尔一次，我在街上浏览大字报，看到嫖客的嫖是女字边，瞟一眼的瞟是目字边。我怀疑人家写错了，花了两天的工夫找来一本《新华字典》，一个人躲在家里查阅。我像发现了新大陆，惊异地捧着字典，又恍然大悟地将字典狠狠摔到床上。这多年我的损失太大了，禁锢在由男人组成的枯燥狭小的天地间，目光所及，连一根女人的发辫都没有。现在，既然我已经明白做嫖客和瞟女人根本不是一回事，那我就要大胆泼辣地瞟一番，瞟他个心旷神怡。我又拿起字典，寻找着曾经令我痴想不已的猥亵一词，再次发现了我的错误。我研究它们的字形，不禁对造字人的智慧大为叹服。猥，就是像野兽一样依偎过去；亵，就是用手执著地撕开衣服。从依偎过去到撕开衣服，是一个完整的淫秽过程。是行奸的第一步，接下来便是奸，奸就是和女人干，强行干的就是强奸，串通一气干的就叫通奸。我暗自叫绝，不知是为古人高妙的创造，还是为我自己的伟大发现。

我开始带着纯洁的好奇关注女人，并极力想知道那里面的秘密，就像我在更小的时候听着收音机总想打开它，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在说话。但在那个时代，那种年龄，这显然是办不到的。于是我着急，我恼怒，我开始摧残自己的理想。我找来几本《苏联妇女》画报，从上面撕下女人的全身像，然后撕下她的头，撕下我断定衣服里面必定有大奶子的胸脯，撕下她的肚腹、她的两腿双脚，再用唾沫把碎片粘贴在一张白纸上。这时候，白纸上的女人已是另一种动物了：双腿在头顶像犄角一样岔开，肚腹连接着脖子，双脚并齐踩着胸脯。我做这事时充满了耐心和乐趣，但只要一做成我就马上毁坏它。不破不立，破就是立。我信奉这教条，讨厌任何一种固定的形式。我喜欢我所着迷的东西永远处在违背常规的变幻之中。大概这是残酷的基因所起的作用，不久我就发现我的心理和生理非常适应暴力的刺激。

上学的路上，我要经过一条阴暗的巷道，两边是居住的人家，常常有打骂孩子的声音和孩子的哭喊从里面传来。要是哭喊的是个女孩，我的小小的还没有长熟的鸡鸡就会慢慢地苏醒过来，顽皮地顶着裤子。我奇怪，我觉得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事。我不想这样可又不能不这样。一种不可预知的外力让我神情恍惚，不由自主地要去猜想大人们虐待她的种种手段。我开始手淫了。我的第一次手淫是十三岁生日的晚上。白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喝醉了酒的老男人，把手伸向一个老女人的屁股狠狠地掐了一把。老女人尖叫着躲开，不仅不发怒反而像个孩子挤眉弄眼地冲那男人扮着鬼脸。我想打孩子一定是要打屁股，想那屁股打起来尤其是她趴着打起来，会格外有一种无法言传的快意。用巴掌打、用竹片打、用皮带打，最好脱了裤子打，打得白晃晃的肉通红一片，那才算没有白打。边打边掐，让她疼痛地惨叫，让她把人脸变作鬼脸，让她把屁股撅起来迎着太阳流淌殷红的鲜血。这时我奋然抓住了我那已经直起腰、抬起头的鸡鸡，谨慎地摩挲。那地方酥痒着，越摸越痒，越痒越想摸。我精神高度集中，紧紧张张，气喘吁吁，潮湿了，潮湿了，造物主第一次润滑了我那包着皮的处子的幼稚可笑的龟头。我似乎开始了学习游泳的阶段，我有了下水的惊恐。好在那是浅水，我扑腾了一会很快站起来，发现水面仅淹到膝盖，这才放心地舒口气，恢复了原来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