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再让我们期待一次未来

这些年我去北京，总是喜huan囚在《当代》，那是人民文学chu版社的后楼。在许多著名的院子里，后楼都是领导干bu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内大街166号院子里，它却是《当代》。所以尽guan后了又后，倒比前楼热闹开放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话可说，有书可看，有杂志可拿，有饭可吃的地方。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临到中午，《当代》人总是从订餐的饭店里拿来盒饭，坐在沙发之间到chu1都是书、报、杂志的拥挤的房间里，围着茶几，吃着，聊着。他们知dao我吃素，给我的盒饭里一丝荤腥都没有，gan觉shuang口而清净。当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为了我的接风，散场后才意识到，念tou一闪，又忘了，记牢的还是那素素的盒饭、无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参加一个隆重的集会，人家要求正装chu席，我却吊儿郎当T恤进京，而且是无领的。所有人都是西装革履，你怎么可以ji立鹤群？《当代》的杨新岚拿来她老公的西服，新的，号称“你们两个shen材差不多”一穿，ku子宽得能装我一个半肚子三条tui。那也得穿。可小杨拿了西服，却忘了领带。她东跑西颠要了一条来披挂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会打领带，连北大毕业的新生代编辑石一枫也不会，连时尚女生徐子茼也不会。说是清波会，好不容易等来了，他却呵呵笑着说：“不会，不会。”神情是落拓不羁的，暗藏着一丝对西服领带的嘲讽，似乎不会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爱人也来了，在我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满怀希望她能打好，结果发现她不是在打领带而是在系丝巾。昌义更不会了，兴高采烈地总结一句：“这就是《当代》。”又不甘心地解释dao“这帮人曾经也是会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装作为“奇装异服”的时候，我们穿过，后来人都西装了，我们也就不niao它了。但现在不是总结历史的时候，现在必须立刻把领带打好。为了不尴尬，我说：“奇了怪了，那么小的时候打过的红领巾，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领带，也算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吧，一晃yan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济济，终于从发行bu来了一位青年，翘起指tou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这样他们不怕麻烦，把我捯饬成了一个干bu，翘着尾bachu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当代》就是这样一帮不会打领带的当代文人在打造经营，脱略形骸的文人习气，从容自若的chu1世姿态，让他显得开放而松弛。你瞧他一shen正装，有板有型，脖子上却是没有拘束的，想吼什么就吼什么。所以像我这个cu放的、直率的、独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还说领带，穿西装打领带的文学太正式，像场合里的朗诵；不西装不领带的文学太随便，好比cha了葱的猪嘴，被厚dao的人们说成了象；有西装不领带的文学似乎刚刚好——要先锋那是怀旧的先锋，要时尚那是积淀的时尚，要历史那是当下需要的历史，要文化那是可以发行的文化，这大概就是《当代》的模样。不堕“常边”也不堕“断边”中dao即佛dao。

喜huan囚在《当代》，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羞于见人。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约见和约稿已经记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让我歉疚，有时是见了面吃了饭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回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办杂志、搞chu版的，我本事太小，写得太慢，总不能老是许愿而不兑现。想zuo一个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许愿，老老实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许了第一个，就勇嫁到底。朋友们，我是得罪了你们的，在这惨淡动人的恳挚里，有你们的宽宥和谅解，那就是我的yang光。

就在囚于《当代》的某一天，昌义问起我《藏獒3》之后的计划，我谈到了仓央嘉措，谈到了“伏藏”但当时我并没有确定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bu”昌义听了很激动，比我激动多了，一上午都在说这个话题，吃了盒饭送我去机场时还在说。我很想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却没有时间，上了飞机再记，发现许多细节已经随着激动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dao，我不能再犹豫了，就是那个香音无敌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下来唯一要zuo的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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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时时刻刻诱惑着我，但这并不是我写作《伏藏》的全bu理由，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当下生活中日益严重的jing1神冲突。

jing1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qiang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yan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jing1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rou，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rou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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