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比丘集结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可以说正是这次集结诞生了有关佛陀教义的佛经。释迦牟尼在世时，只有以口相传的佛法，没有文字记载的佛经。在这次集结中，释迦牟尼的弟子阿难诵出了佛陀言说的“经”优波利诵出了佛陀制定的“戒律”比丘们用古印度流行的巴利文记录下来，形成了最初的“佛经”从此，佛教开始成为一个以偶像为表、以佛说经典为心、以念经禅坐为行的宗教集团。

第二次集结发生在释迦牟尼圆寂一百周年。印度东部毗舍利僧团违背传统戒律，储存盐巴，过午再食，饮未发酵的棕榈酒和未搅动的牛乳，随便用坐具，乞受金银财物等。西部摩头罗僧团的耶舍长老亲自考察后，提出强烈发对，试图纠正此等违法行为，却遭到对方拒绝。于是耶舍长老召集七百比丘在毗舍利集结，用大诵经的方式重新审定戒律，责成毗舍利僧团限时改正，回归传统。毗舍利僧团不服裁定，召集上万普通比丘，集结在毗舍利以诵经抗衡。参与七百人集结的都是上座比丘，被称为“上座部”参与万人集结的都是普通比丘，被称为“大众部”这次集结实为两僧团分别集结的合称，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分裂就此发生。它意味着佛教的发展走向多元与开放，意味着佛教徒正在用改变戒律的办法增强亲和力，使信仰从高高在上的少数人的修行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世俗人众。

第三次集结发生在释迦牟尼圆寂二百三十六年，这时古印度阿育王已经皈依佛教，他在鸡鸣寺供养上万僧众谈经论道，许多外道乘机混入，试图用自己的教义影响阿育王。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阿育王觉得有必要肃清外道，净化佛教，便召集一千名上座比丘在华氏城集结。他们诵唱古典佛经，确定并巩固经教义理，对各种外道邪说进行清理批判。然后派出一批僧人，离开恒河流域，向远途境外传教弘法。这次集结避免了佛教被外道吞没，维护了佛教的纯粹性，并开始向更加辽阔的地域扩展。

第四次结集发生在公元前100年前后，当时佛教内部不仅有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庭抗礼，两部之中又分裂出许多派系，各持一端，互相敌视。笃信佛教的大月支贵霜帝国的迦腻色迦王，在今天的克什米尔一带召集五百罗汉隆重集结，采纳各派意见，完成了论藏汇编，共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之后，迦腻色迦王组织工匠，把一些经典论藏镂刻在铜板上，珍藏于佛塔之中。大约同时，斯里兰卡国王阿巴叶在阿卢寺召集五百比丘，背诵上座部三藏，广泛注释，诞生了第一部巴利文的三藏经及注释。两地集结开启了求同存异之风，把三藏（经藏：佛陀本人的言论说法，律藏：僧侣的清规戒律，论藏：对教言教理的阐述解释）中的“论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第五次集结发生在1857年，鉴于佛陀说法时的用语巴利文语和作为古印度大众语的巴利文已经失传，而后来各种语言对巴利文经典的解释和依靠的蓝本出现偏差，甚至大相径庭。缅甸贡榜王朝的明顿君王召集两千名上座比丘，集结于首都曼德勒城。以律藏为主，重新审定巴利文经典，并对原文严格进行校对修订，然后把两千上座比丘共同认定的律藏铭刻在七百二十九块石碑上以求长存。这次集结强调的是戒律和戒律的原创性，其实也就是强调了信仰集团的重要，加固了组成集团的纽带，把恢复戒律的正宗、正统当作了巩固组织和纯洁组织的必要手段。

第六次集结发生在1954年至1956年，为纪念释迦牟尼圆寂两千五百年，缅甸政府在仰光北郊的一座山冈举行了佛教史上最盛大的一次集结，两千五百多名来自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泰国、中国的上座比丘应邀参加。这次集结的目的还是为了正本清源，对以假乱真的各种巴利文三藏尤其是经藏和论藏筛汰审定，然后进行严密的核对校正，使世界佛教拥有了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善的巴利文大藏经，由此体现了经文教典的严肃性和宗教组织的纯粹性。

这是伟大的里程碑式的六次集结，那么第七次呢？

第七次集结就发生在今天，发生在布达拉宫，发生在有人开启“七度母之门”的时候。啊，瓦杰贡嘎大活佛一想起来浑身就有些颤抖，是激动。作为一个佛门高僧，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他不能不激动。激动来自期待，全世界都在期待，释迦牟尼在期待，三世如来、八大菩萨、二十一度母、贤劫千佛在期待，地球之上所有的佛僧、所有的信民都在期待：大集结的成果是什么？它关系到佛教的命运，佛教未来的走向——寂灭或者辉煌；关系到灵魂是否得救、人类是否幸福，我们的精神在迷惘摇摆、无奈无助中还能走多久。而所有这一切，都要看能不能成功发掘“七度母之门”的伏藏即仓央嘉措遗言，仓央嘉措遗言到底是什么？

瓦杰贡嘎大活佛问身后的管家：“我们能不能帮他们一下？”

“帮助谁？”

“两个开启‘七度母之门’的年轻人。”

“不能，大活佛，他们有他们的命运，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炸药。”